德國難以走出「威廉困境」,蕭茲訪中交好「第三鄰國」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德國難以走出「威廉困境」,蕭茲訪中交好「第三鄰國」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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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總理蕭茲11月訪中,是習近平二十大後第一個會見的國外政要。面對德國執政聯盟的轉向,實有其地緣政治的先天矛盾,東西方的對力和德法左右為難之間,選擇有效的第三鄰國是不得已之舉。然而,在德國國內質疑訪中的聲浪背後,有一股跨越經濟與人文價值的台德合作聲音正在出現。台灣有機會善用自身的地緣與人文優勢,與德國建立具備共同價值的夥伴關係。

自1871年德國成立以來,位居中歐的地緣環境使其在走向全球霸權的路上挑戰重重,德皇威廉二世(William II)時期「造艦法案」(Flottengesetze)的大膽嘗試,反而讓英法兩國走向面對共同威脅,催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另一方面,德國國境的東西兩面分別面對法俄兩強,即使有內線作戰的位置,仍得有相當的準備才能在歐陸爭端中勝出。

在地緣條件的先天限制下,使得德國的發展與崛起途徑在海權與陸權的選擇上陷入矛盾。

「威廉困境」讓德國難以走出歐陸

這樣的地緣環境使得德國擴張權力的目標陷入雙重矛盾,第一重是基於海陸權力發展優先順序的矛盾,有學者稱之為「威廉困境」,使得威廉二世若要向英國挑戰霸權就得轉移資源到海上力量,但是又不能忽略兩面的強鄰。相較於筆者曾提及相似的「法蘭西矛盾」,其根本性差異有三:

第一,德國缺乏面對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大洋直接出海口,海外殖民發展較晚:其次,未能建立有規模的塊狀殖民地,如:魁北克、法屬加勒比海、法屬西非等;第三,未能有自給自足與文明典範的複製,即使是南非的波爾人也未如魁北克地區建立起主體性較強的文明社群。因此,法國需要判斷極高的機會成本來選擇是否保障海外文明與利益,德國卻還在海軍造艦的軍事競逐層面。

第二重矛盾是俄國和法國方向的選擇,第一次大戰是先擊敗俄國再專注西向,第二是大戰是先擊敗西線再東征俄國,兩者優先順序可基於經濟能力與人口的規模進行可量化的權力評估,但是卻難以在精神意識和制度的優勢上,進行客觀的哲學論證。這個矛盾在冷戰時期透過加入北約為主的西方體系暫時解決,但是隨著歐洲一體化的進程開展,德法兩國仍未超越自身的文化認同。

法俄矛盾讓德國左右為難

這種地緣上的矛盾反映在德法兩國難以同心,以整合核心科技能力與資本規模的航太領域為例,空中巴士雖然在民用航太領域走向一體化,但是德國和法國仍然分別研製陣風(Rafale)與颱風(Eurofighter Typhoon),歐洲戰鬥機的計畫並未實現,工具與器物的層次未能統一,更難以上升到共同面對美俄兩強對歐洲事務干涉的層次。

面對俄國的能源合作,德國也難以在地緣安全上下定主意,對俄制裁的限度與支援烏克蘭的力度與歐洲人文理想的高度並不對稱。考量現實的地緣問題,也未能轉向與法國建立共識,對於如何分別投入資源安頓難民,或是在北約之外的歐洲防務架構(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也未見有規模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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