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挽銀河水》：薛福成意識到自強運動需要農政支持，重新解構士農工商的四民關係

文：布琮任

訓練農務人才推廣農政

中國歷代有識之士，無不感農務為天下之本。杜甫（七一二－七七○）早有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何道高」，描寫帝舜帶領十六大臣，親躬農稼，以顯示管治天下以農務、重穀為本。光祿寺少卿邵遠平（？－一六七六），翰林編修程文德（一四九七－一五五九）亦相繼表示要「撫定天下，必先安重農務。」

薛福成認識到農者在四民之中如何牽繫國家命脈，故他堅持要有良好的工商發展，必須依靠農者「終歲勤動」。但由於晚清農殖之地已幾達飽和，薛福成隨即建議國家務必訓練善治農政的駿才，促令農務發展專業化、現代化；從農者亦宜參照西洋耕耨力田之法，認識並適度地配合機器耕作，完善國家農務的長遠發展。

中國的人口在明清之前，大約徘徊在六千萬左右，到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人口急遽倍增，全國人口增加至三億一千三百萬人，及至十九世紀中葉，繼續暴升至四億三千萬人。誠如何炳棣的著名結論所言：「明清時代人口大致是直線上升，到了盛清的太平盛世，人口開始爆炸。」人口一方面急遽增長，但農地卻不能負荷。

陳昌遠便認為明人以勞力與施肥增產已經飽和，清人要再事提高實在不甚可能。縱然清政府在占領新疆、青海一帶後曾經大力開疆闢地，但由於人口增長極急，開發土地亦幾達竭澤而漁的地步。薛福成曾游走曾、李幕府，遍歷大小省縣，故他曾親見問題之嚴重，形容當世「農政不修，措之無具。」所以要改善農業持續惡化，以防其拖跨自強改革的進程，便需要從農政的根本著手。

薛氏認為中國與西方一樣明白到要治天下，必先養民，而要令人民溫飽富足的責任，便落在從農者的肩膊之上。西方世界在人口方面雖未有像清代中國出現如此驚人的增長，但歐洲務農者在運用土地的策略上卻有其良法，值得東方世界參考。

就以英國與法國在工業革命之後的情況為例，薛氏認為英、法農民皆能妥善運用機器輔助墾田，這樣一方面能省卻國家的人力資源，另一方面則能夠妥善利用土地。在引進工藝方法的同時，朝廷亦宜仿效日本等國培訓農政人才，設立農政院等監管機構，控制耕地土壤因國民與山林爭地頻仍而導致荒廢無用的情況。農政院亦能透過監管，減緩地力耗損、農業生態惡化等危機。

可惜的是，清廷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人口增長與耕地墾殖始終無法取得平衡。全國耕地的總體面積不增反降，農產僅能滿足部分區域，穀倉淘空，飢荒缺糧的奏報時而有之。再加上晚清生態變化反覆無常，農民與自然爭地的問題日益嚴竣，如是者，即使薛福成針對從農者的對策能夠落實，清季的農業危機相信亦難以紓解。

薛福成的新四民說與明治日本的改革派

薛福成對四民的重新解構，無疑希望尋找中國文化怎樣能在洪流中更新、獨立與延續。十九世紀的日本也受到西方的猛烈衝擊，日本知識分子事實上亦在面對與中國類似的文化危機，積極索求一種對社會國民性質的新改造。

日本學人諸如德富蘇峰（德富豬一郎，一八六三－一九五七）、三宅雪嶺（一八六○－一九四五）、志賀重昂（一八六三－一九二七）等人與薛福成面臨的情況一樣，於以本土國情為本之際，並不排拒西方文化，某程度上亦呈現出一種多元的文化思維（cultural pluralism）。

自德川幕府倒臺後，明治天皇除舊布新，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秩序。明治政府針對社會秩序的改革，某程度上亦引發一個倒毀「以傳統武士為首的四民階級」現象。這政策不僅使傳統社會出現解構，更直接刺激日本知識階層的文化構想，對士、農、工、商與賤民等傳統社會階級作出批判。

例如《國民之友》的主編德富蘇峰便呼籲日本的新一代要順應潮流，接受十九世紀被西方奉為圭臬的自由價值；並鼓勵國民重視商賈、工人的社會身分，否則日本將無法成為工商業強國，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他在〈新日本の青年〉一文便指出：「日本既已勵行推行維新，就應該配合西方的科技、學術，建立一個歐化的社會。為此必須輸入歐式倫理，以便豐富知識，促令國家進步繁榮。」

德富氏所言及的「歐式倫理」，當中包括歐化國民在社會上的分工原則，這論說與薛福成欽羨西洋「商政、造船、製器、牧礦、漁農」諸務分工井然的態度實在相似。

國粹主義者志賀重昂在保護本土文化的前題下，重申仿效西方經驗而改造社會的迫切性。與德富蘇峰一樣，志賀氏亦主力向年青人貫輸主張，解釋傳統對四民的分類已經不合時宜，強調現代進步的社會應該打破固有籓籬，相信教育、科學的創造性，重視人民的思想自由。

《日本人》雜誌主編三宅雪嶺亦是十九世紀開明的知識分子，雖然他並未如德富蘇峰一樣主張「全盤西化」，但他也沒有一意復古，又或者排斥西學。他的目標是要在西風東漸的大潮流中，盡力維持日本文化的自主性；這種對本國文明抱持肯定的想法，其實與薛福成「酌量仿效西洋，保存華夏文化」的理想形似情同。

三宅雪嶺更加認為，日本永遠是日本，故在改造社會秩序時也應保存日本的精神、思想、風俗與傳統，不宜全數仿效歐人的重商精神、探險精神與政教分離等要旨。與薛福成一樣，他認為日本也有豐富的歷史，並且保存了古哲先賢的偉大聲音。先哲們的治國、治學、治史精神均具有反思現世危機的指導綱領，言則日本在進行社會改造時，也必須慎擇西方文化而不失其獨立性與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