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挽銀河水》:李鴻章的外籍顧問馬士,看不慣清朝這種官僚「敗性」根深蒂固的國度

《手挽銀河水》:李鴻章的外籍顧問馬士,看不慣清朝這種官僚「敗性」根深蒂固的國度
Photo Credit: Russell & Sons - Mrs. Archibald Little@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即使貪汙朋黨等問題不是清代獨有,但要毅然把這些惡習連根拔起,看在一般士大夫的眼中,無非是天方夜譚,痴人說夢,不太符合時代國情。在這個大前題下,馬士屢次與盛宣懷產生磨擦,大概也是意料之內;而盛氏對他的建議大多置若罔聞,我們也不難理解。

就以馬士為例,即使他並非土生於華、土長於華,但對中國官僚制度的情況、特質與弊病均具有一定的認知和觀察,當中有不少立論,更非一般士大夫所能大膽提倡的。

小結:中國官僚文化下的一種回應——馬士對其身分認同的選擇

從馬士的「在幕生涯」與其對「自強運動所持有的思想」出發,相信我們可以嘗試解構他來華之後,在身分認同的問題上,作出何種抉擇;至於他針對李幕「幕風」所提出的大小意見,大概也有助我們了解他對清季官僚體系作出的肆應若何。

事實上,馬士在來華以後,加入李幕之前,早已對中國問題愈漸關心;與此同時,他亦充分了解西洋雇員在東西交接與角力下的位置與角色,屢次發揮其專業為中國的自強事業貢獻綿力。例如他在一八七七年華北旱災的救援、籌款與善後工作;以及協助清室購買英艦超勇、揚威等事宜,無一不是身體力行,盡心盡力。

及後馬士在「兼容東西人才」的「李幕」內出任幕僚,為了加以鞏固招商局與海內、外洋商的聯結,他便積整籌劃和建議一系列的發展方向與藍圖(有關這一方面,我們在下一章將會繼續討論),凡此種種勞績理想,均沒有辜負他「佐主為治」的幕僚角色。

可惜的是,即使「李幕」在人物組合上是東西兼容,但其幕制理念與形態卻依舊無法與中國官場的「貪腐」與「結黨」陋習全然脫鉤。而李氏在「盛、馬糾紛」的取態,更加顯示這個「結合東西人才」的菁英集團,並不一定能夠妥善作出揉合;紛爭、衝突在這個幕府之內可謂時而有之。

在這種客觀形勢下,西方幕友便需自覓「生存之道」,作出相對的肆應。顯然,單憑積極建言而置「仕官文化」於不顧的顧問角色大多難以「生存」,反之能否與幕主與幕僚們建立一種穩定關係,方為箇中的決定因素。以實幹、廉潔見稱的馬士,最後便在這種氛圍之下,毅然作出離開李幕的決定。

就馬士對實踐洋務運動的理念而言,我們也可以了解他對清季官僚文化的認同程度。馬士認為「洋務」要健全發展,必先對中國官僚習性的腐敗因子作出衝擊。他認為貪汙舞弊、結黨營私,乃是中國自強企業未能大力擴展的死結。他在輪船招商局擔任顧問期間,已屢次向赫德、德璀琳談及招商局的各種陳陋惡習,他甚至以辭去幕員身分作為「示威性」抗議,希望喚起李鴻章去舊革新的決心。

然而,馬士針對洋務實踐的構想,就中國官僚文化的「根本性」和「習慣性」而言,所能衝擊的力量實在有限。再加上馬士當時只是李幕內的一名洋幕僚,在李鴻章「重華輕洋」的一貫原則下,馬士所能製造的更動自然更加輕微。

所以,馬士決定請辭,便是他對中國官僚文化未及認同、對幕府習性未能適從的有力證明。但馬士離開「李幕」後,由於與海關網絡的關係,以及他對中國的「情意結」,所以便堅持任職海關衙署接近二十二年之久。

自此,他未有對「李幕」,以至是中國的官僚文化再次作出「衝擊」,反而專注關務工作,著書立說。由此可見,馬士對清季官僚制度的挑戰是選擇「退而遠之」,但卻未放棄他對中國問題的關懷,相信這種肆應態度,大概可以看作是一種「半隱」與「淡出」。

總括而言,馬士在任職李幕時所作出的各種反響,或許能夠補足清季西方顧問的形象與角色。縱然部分西方專才只是擔當自強運動的技術性顧問,但當中亦不乏熱心中國國情、意欲扎根中國的「文化中介者」(cultural brokers)。他們未必能夠全面接受中國幕府、或是官場的習性而盡展所長,但透過馬士的例子可見,他們或會選擇像「洋海關」的「容身之所」,默默耕耘,為中國的自強運動作出貢獻,謀求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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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手挽銀河水:清季人物、歷史與記憶》,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布琮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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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挽銀河水
Photo Credit: 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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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