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站著到躺著都是國際焦點：「弔唁外交」的裡子與面子

文：Sun、江悅寧（台灣數位外交協會）

安倍晉三逝世是今（2022）年重大東亞政壇動態，今年9月，我國副總統賴清德親赴前日相安倍晉三家祭，成為50年來赴日最高層級的官員、也讓兩國關係大大突破，日前引起了廣泛的報導與討論。而安倍的喪禮以國葬形式舉辦，各國會派哪些代表參與致哀，除了是全日本現在最關注的議題外，更是日本與各國間外交關係的展現。

政壇大咖的喪禮是各國政要能自然聚首的場合，還有現成的媒體流量，經常成為各國藉機會晤、推動外交事務的另類高峰會。美國前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甚至以「You die, I fly」這句話，自嘲自己飛來飛去、到處跑喪禮的職務內容，可見喪禮對政壇要角而言，是多麽重要而頻繁的「工作場合」。

這次，台灣數位外交協會就要跟大家一起來看看，原來參加喪禮也可以做外交。

喪禮：外交活動分戰場

1960年代，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的社會氛圍出現了明顯的轉變，「喪禮歸喪禮、宗教歸宗教」的觀念開始浮現，人們因而卸下「喪禮＝神聖不可褻瀆」的印象。也是在這樣戰後全球各方面發展都逐漸復甦的情況下，各國也開始延伸政治交流與角力的觸角，在各種場域探索非傳統外交的可能，於是把腦筋動到了「喪禮」上。

但可不是光有這樣的想法，就能一秒把喪禮變外交高峰會。在航空科技還不是那麼發達的1953年，就曾經發生過土耳其的代表團被惡劣天候困住、沒趕上史達林（Joseph Stalin）莫斯科喪禮的慘事。然而，因為飛行和遺體冷藏保存技術的進步，為各國政要爭取了時間、飛越半個地球去見逝者，也是讓弔唁外交開始在歐美各國興起要素之一。

裡子有多厚，喪禮面子就多大

一國重要人物的喪禮來了多少貴賓，除了彰顯逝者在國際政壇上的地位外，往往也顯示了該國的份量。比如，1989年日本昭和天皇的喪禮，就來了160國的致哀來賓，其中有66位是國家元首（不是副手）、14位是皇室代表，堪稱1910年英王逝世以來最大的政要聚集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