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女工的犧牲造就家中男性成員,是否有助於改變家庭角色或地位?

《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女工的犧牲造就家中男性成員,是否有助於改變家庭角色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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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游鑑明教授從各式史料檔案中追尋職場女先鋒,除了官方紀錄、相關出版品外,還有照片、廣告、報導等,更直接與她們對話。作者訪問近百名走過日治時代的職業婦女,以淺白的文字,呈現她們如何在傳統與現代、種族與性別中拉鋸;就學、培訓、求職、就業過程的成就與辛酸;人際關係的演變,以及對家庭、社會的影響。透過她們的職場故事,看見最真實的日治台灣女性史。

文:游鑑明

第六章 自助助人的女工

第四節 女工的角色地位及其影響

一、女工在家庭與工廠的地位

女工究竟來自何種家庭?一份調查發現,台南和春織布工廠的八、九十位女工,僅一名女工因為家計困難而上工,日東拓殖製茶會社也稱該廠女工多來自環境尚可的家庭,但就訪問與報刊資料得知,絕大多數女工是因家境欠佳而至工廠工作。因此,本文認為固然有女工出身一般家庭,但貧困者仍占多數,不少女工進廠工作是出於環境所迫。

而她們一旦有了收入,不是充做家用,便是用來資助其他弟妹讀書,例如我訪問的邱李阿葉,她是邱家的童養媳,不曾受過教育,但她的收入資助了小姑、小叔完成公學校教育。這種由女工賺錢供弟妹讀書的情形,以資助男性占多數,在重男輕女的觀念影響下,不少貧困家庭不惜犧牲女工來造就家中男性成員,因此犧牲童年、放棄學業乃至晚婚或不婚的女工,不乏所聞。

至於女工的犧牲是否有助於改變家庭角色或地位?就邱李阿葉的自述:

我一直在酒廠工作。不久,我和養父的長子結婚,並接連生產,由於工廠工作時間固定,煮飯或照顧孩子的工作只好交由婆婆負責。為了體恤我,遇有假日婆婆並不勉強我做家事,有時連我自己的衣服也是婆婆代勞。

從邱李阿葉的例子可以看出,她不僅成為全職的職業婦女,同時也獲得較受重視的家庭地位,這對身為童養媳的女性而言,是相當難得的。另如前述的王罔,為改善家庭生活所做的犧牲同樣深獲家人的尊重。

然而,從未改變家庭地位的女工也不少,許多女工還沒到工廠工作之前,大多需要幫助家事,農村地區的婦女更是得到農田工作,因此當她們成為工廠女工後,農事固然減輕,並不能全免。曾在南投鳳梨會社工作的陳鄭四妹即表示,由於她的丈夫是農人,工作之餘,她一樣要到農地幫忙。

從陳鄭四妹的例子固然無法看出她的家庭地位,但身兼工作與家事的角色顯然未曾變動,儘管這是多數職業女性的共有現象,但在女工中尤其常見。另有些女工結婚後離廠,她們把工廠工作帶回家中進行,轉成為代工婦,繼續扮演雙重角色。面對這種角色,女工的態度不太一致,有的視為勞碌命、有的甘之如飴。

比較女工的家庭地位,女工在工廠的地位更加低落。除了工資比不上其他工人之外,工作性質讓她們必須仰人鼻息,聽從工廠監督的指揮,再加上家世背景與學歷不夠顯耀,女工不易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事實上,女工到工廠工作是以賺錢為目的,多數女工並不在意在工廠地位的高低。不過,因地位低落所帶來的性騷擾,卻使女工飽受困擾,報紙曾暴露這類事件並大加撻伐。

一九二九年《台灣民報》曾刊載日籍主管強迫女工就範的醜聞,據報導,該監督常藉權勢對美貌的女工進行騷擾,凡有不順從,就命令離職,於是不少女工憚於威脅而被迫失節,該報針對此事抨擊道:「如是傷風敗俗,當起鳴鼓而攻之。」類此醜聞也曾發生在新竹和台南等地,根據報導,這群女工多處在被壓迫的地位。

有鑑於女工地位的低落,有識之士曾為女工發出不平的呼籲,他們經由報章雜誌陳述女工的境遇,例如署名「紅」的作者曾在〈國際無產婦人節〉一文中指出:

在這當兒一般勞働者農民小巿民女子,……現在已經沒有閑暇可以去顧什麼是「男女授受不親」、「男外女內」等的孔老先生的高教,一躍地流出工場為女工,或是為低級的月俸生活者。她們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工場裏面,受資本家的X取和凌辱完全和男工一樣。

儘管這些言論不乏是鼓吹勞工運動者的宣傳,但女工的不平等地位已受到關切是無庸置疑的。

其實,並非所有的女工都生活在悲慘的境遇裡,仍有女工倍受重視,例如由女工升為工長以及擔任技術指導等職務,另外資深或全勤女工有獲得獎勵的機會,這都是對女工角色地位的一種肯定。只不過,這種情形多半來自大工廠,一般小工廠則少見。

二、女工一職對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影響

且不論女工地位的高低,女工一職對女工個人、家庭或台灣經濟帶來何種影響?就女工個人來說,工人分成受過教育與未受過教育兩種,透過彼此交流,不少女工知識日開。以樹林酒廠為例,由於該廠女工多半受過公學校教育,每到間休時間,該廠女工會三五成群地閱讀雜誌,雖然她們讀的是消遣性的女性雜誌,但從雜誌上她們可獲得一些婦女新知。另外,該廠早期曾派專人教導女工織毛衣,日後雖不再舉辦,但在相互傳授下,每到間休時間,該廠女工幾乎人手一線,女工的家人或親友也因此有機會穿到暖和的毛衣,這在當時相當的時髦。

隨著知識的傳遞,各種思想跟著引進,其中反工廠不合理制度的思想曾在一九二○到一九三○年代造成部分工廠的震憾,如前面提到,有一部分女工加入罷工行列,儘管多數的罷工運動流於失敗,不少女工回歸家庭,同時在殖民政府的強制壓抑下,這類思想僅在一九二○年代末期和一九三○年代初期影響工人,而毋可否認的,罷工運動多少改變部分女工的思想。不過,整體來看,對女工思想帶來較大影響的是日本同化政策,特別是一九三○年代以降,同化政策不斷被殖民政府強化。

為配合殖民政府政策,工廠除要求女工接受日語講習之外,也以半強迫半鼓勵的方式,讓員工參與涵養日本國民精神的社教團體或相關活動,例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台灣製麻會社要求廠內四十餘名男、女工裝扮成原住民族,參加豐原街的慶典遊行活動,但當天天候不佳,有十數名工人因不堪寒雨而病倒。另據王罔回憶:

在我入廠前,曾是女青年團的團員;入廠後,我仍利用假期參加該團活動。有時活動的時間和工作時間衝突,工廠不但沒有禁止我,反而允許我請假參加活動。這種情形直到女青年團的活動過於頻繁後,而工廠本身也開始加強國民精神訓練,才不准我請假外出活動。

同時,工廠也獎勵女工參加國語講習會或研究會所舉辦的日語演講,例如一九三四年的國語講習會中,有一名女工林好以「講習所的協助」(講習所ノオカゲデ)為題,參加演講;一九三一年又有許德定織襪廠的女工陳寶玉以「我們的工作」(私共の仕事)為題,與石牌處女會會員參加廣播錄音演出。可以理解的是,無論女工接受教化活動是出自主動或被動,這些活動使不少未受過教育的女工獲得新知、增廣見聞;有的女工則被塑造成皇國之母或皇國之女。由是顯示,這種由工廠主導的思想改造活動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