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單純異議份子變恐怖組織,一次看懂博科聖地的前世今生

從單純異議份子變恐怖組織,一次看懂博科聖地的前世今生
圖為協助奈及利亞掃蕩博科聖地的查德士兵。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和平之家」(Home of Peace),奈及利亞博爾諾州(Borno)汽車車牌上如是寫著。一個被「博科聖地」折騰半死的地方,原來於這個極端武裝組織崛起之前,也曾經為和平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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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雅德

「和平之家」(Home of Peace),奈及利亞博爾諾州(Borno)汽車車牌上如是寫著。真是諷刺,一個被「博科聖地」(Boko Haram─意指西方教育是被禁止的、西方影響是種罪惡、以及西化是種褻瀆)折騰半死的地方,原來於這個極端武裝組織崛起之前,也曾經為和平而自豪。

「博科聖地」到底有多長的歷史?它是如何產生,經歷了什麼演變,導致成為今日以冷血手段進行大規模殺戮和破壞,令當地人深惡痛絕的一股邪惡力量?筆者身處奈及利亞(Nigeria)多月,曾經逗留在「博科聖地」肆虐的東北部2個月,而且深入其根據地博爾諾州首府邁杜古里市(Maiduguri,以下簡稱邁市),與當地居民有密切接觸,因而掌握了一些鮮為外人所知的情況。

透過本文,筆者嘗試以邁市為基礎勾勒出「博科聖地」由起初產生至現今發展變化的輪廓,並介紹當地人的觀點,以及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博爾諾州汽車車牌上寫著「和平之家(Home of Peace)」。Photo Credit: 雅德
西方教育是罪惡?

大家都以為「博科聖地」是一個組織的名稱,其實不然。「博科聖地」是奈國北部流通的語言豪薩語(Hausa),其意指「西方教育是罪惡」。為什麼說西方教育是罪惡?這是有歷史淵源的。1900到1960年期間,奈及利亞被英國殖民統治。英國殖民之前,奈及利亞北部大多數的在地部族信奉伊斯蘭教,南部地區居民則包括穆斯林和民間宗教信仰者。

英國人首先踏足奈及利亞的南方,其殖民統治也就由南向北擴展。基督教傳教士緊隨殖民者抵達奈及利亞,並開始在南方傳教和辦學。逐漸地,奈及利亞南部成為以基督徒為主的地區,很多穆斯林子弟因為進入傳教士所辦的學校受教育,而在教育影響下改信了基督教。奈及利亞北部的伊斯蘭學者鑑於此,為了防範未然,便提出「Boko Haram(西方教育是罪惡)」的口號,以警惕穆斯林家長不要把子女送進基督教學校。

要知道,伊斯蘭教育在當地歷史悠久,穆斯林孩子都入讀伊斯蘭學校(Madrasah);學校不單教孩子讀書識字,還傳授和深化伊斯蘭信仰,以及提供建基在信仰上的品德教育。若穆斯林孩子入讀基督教學校,即失去接受伊斯蘭教育薰陶的機會,恐怕長大後將會與自己原來的文化傳統脫離。基督教學校隨英國人進入奈及利亞,那些學校標榜西方教育的優勢,灌輸學生與當地傳統大相逕庭的思想;因此,學者警告西方教育(基督教學校)是罪惡。

一句殖民地時代的警語,怎麼會成為當今一個極端組織的名稱呢?「博科聖地」是該組織第一位領導者穆罕默德‧優素福(Mohammed Yusuf,簡稱MY)所採用的歷史詞彙;然而,在新的社會文化環境下,「西方教育是罪惡」的含義與之前大不相同。MY是奈及利亞東北部一位擁有個人魅力的宣教士。他居住在邁市,先是在當地清真寺任宣教士,其後成立了自己的宣教中心,吸引了一批追隨者,其中不少是青年。

宗教與社會脈動有深切關係,而且往往影響著社會運動。MY對奈及利亞社會的腐敗情況提出嚴厲的批評和獨到的觀點與解決方針。奈及利亞是非洲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可是,石油並沒有帶來國家社會繁榮昌盛或民生的富足。相反地,奈及利亞的民生問題愈來愈嚴重,社會腐敗日益惡化。解決之道為何呢?MY認為,「西方教育」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奈及利亞菁英都是英國人留下之西方教育的產品,是這些菁英帶著民眾走向腐化;因此,西方教育難辭其咎,它是罪惡之源。

MY之主張「西方教育是罪惡」有第二個理由。奈及利亞的公立學校學生大多數是男女混合上課,其中又不少是寄宿學校。自從西方文化入侵奈及利亞的傳統文化後,兩性關係產生了明顯變化。以前,男女雙方嚴守道德界線;但是,白人帶來了鬆散、隨便的兩性觀念。在西方文化主導的現代化都市裡,未成年少女成為未婚母親比比皆是。由於男女的混校助長了輕挑的兩性觀念,不僅學生之間大搞男女關係,更有男老師與女學生之間的不倫戀;而寄宿學校更是製造未婚媽媽的溫床。所以「西方教育是罪惡」。

MY進而指出第三個原因,政府學校的一些課程內容違反伊斯蘭教義,例如學校教授「達爾文進化論」就有違伊斯蘭的基本教義,即萬物皆由造物主所創造。

MY最為人所知的理論即是「西方教育是罪惡」,因此,以他為首的群體便被冠以Boko Haram(音譯兼意譯為「博科聖地」)這個名稱。其實,該群體的正式名字是「順尼派宣教與奮鬥團(Jama‘atu Ahlisunnah Lidda‘awati Wal-Jihad)」。此名稱原文為阿拉伯文,其中「奮鬥」一詞乃由阿拉伯文「Jihad」翻譯而來,意思是「努力」、「奮鬥」。Jihad通常被誤譯為「聖戰」。

MY曾經與奈及利亞北部著名的一些伊斯蘭學者如Sheikh Ja‘far Mahmud Adam,就西方教育對穆斯林來說是否罪惡進行公開辯論。一般伊斯蘭學者認為,西方教育的確含有一些不良的元素,但不應就被全盤否定。伊斯蘭提倡教育,伊斯蘭法學家並未把西方教育評定為非法;所以,穆斯林接受西方教育並不構成罪惡。不過,「博科聖地」成員的確認同MY的觀點,認為西方教育是罪惡,成員中接受過西式高等教育的,紛紛把畢業證書撕掉。

以伊斯蘭法引導穆斯林

奈及利亞北部地區的人口以穆斯林為主,當地宗教氣氛濃厚。儘管穆斯林當中有不同派別,而又有各自較特殊的宗教觀點,但平常時,大家都還能夠和平相處。MY的宗教思想也並非完全受到伊斯蘭學者反對,例如伊斯蘭法的實施,即建立完整的伊斯蘭法庭體系,這一點相信沒有任何伊斯蘭學者會反對。

奈及利亞的人口,穆斯林約佔一半,基督徒佔4成,其餘則是民間宗教信仰者。殖民地歷史使得英國的世俗法至今仍主宰該國的法律。雖然伊斯蘭法沒有完全被廢除,而在穆斯林地區亦有伊斯蘭法庭,但伊斯蘭法只處理家庭事務,權責範圍非常有限,因而被當地人戲謔稱為「離婚法庭」。穆斯林要求全面實施伊斯蘭法,乃理所當然。

自1999年奈及利亞結束軍人統治而重回民主政體的運作,實施伊斯蘭法便成為各個以穆斯林人口為主州之重要議題。奈及利亞穆斯林一般解釋,他們要求實施的伊斯蘭法是希望國家法律容許雙軌制,讓世俗法處理非穆斯林人口事務;伊斯蘭法則適用於穆斯林,並非要廢除現有的世俗法。

「博科聖地」的起源

今日,人所共知的「博科聖地」是一支打著宗教旗號而姦淫虜掠、殺人無數、極盡破壞的恐怖武裝團體。究竟「博科聖地」是否一開始就如此邪惡?這個近年肆虐奈及利亞東北部,甚至越境侵犯鄰國的極端武裝組織究竟肇始於何時?

這一切必須從奈及利亞東北角的博爾諾州首府邁杜古里市(Maiduguri)說起。前文提到,MY在邁市有自己的宣教中心,吸引到一批追隨者,其中包括一些對他們身邊周遭貪腐情況非常不滿的青年人。據說他們是當地富家子弟,眼見公職人員貪污、瀆職,遂心生厭惡,決定出走,脫離家庭和社會,尋找心中的桃花源。

邁杜古里市與博爾諾州(紅線範圍)位置圖。

他們離開博爾諾州(Borno),走到毗鄰的約貝州(Yobe),經過輾轉遷移,最後在卡那瑪鎮(Kanamma)的郊外紥營安頓,過自己的理想生活。後來,他們與當地居民發生爭執,引致員警不斷前來干擾。最終,血氣方剛的青年沉不住氣,往警局打砸,釀成暴亂,被軍隊鎮壓,死的死,傷的傷。逃脫的等到事件平息後返回邁市,繼續追隨MY。據說,目前「博科聖地」的首領謝考(Abubakar Shekau)便是當年出走至卡那瑪鎮,逃過軍隊鎮壓後回到邁市的青年之一。其後,他擔任MY的副手,外派駐在奈及利亞北部的卡特西納州(Katsina)。

傳聞MY和謝考二人的想法有相左之處,謝考可能比MY更為激進;同時,他對MY並非完全服從。

卡那瑪鎮事件發生於2003年底,談及「博科聖地」歷史的資料,卻不一定追溯至這麼早。是否應該把卡那瑪鎮事件列為「博科聖地」暴亂的開端,很難斷定─一方面,當時「博科聖地」的首領MY並沒有參與卡那瑪鎮事件,他留在邁市,沒有出走。他與卡那瑪鎮事件有多大關係,現在已經無從得知。另一方面,出走的那一夥屬於他的追隨者,這些青年人是否在他的影響下出走,不得而知。或許,可以把卡那瑪鎮事件看作序曲,為下一次更觸目驚心的暴亂掀起帷幕。

博科聖地首領謝考。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2009年7月暴亂

2009年7月,「博科聖地」登上奈國報紙的頭條新聞,此後6年的「暴亂」由此肈端,一發不可收拾。此暴亂可謂緣於博爾諾州政府推出的一項新規定:摩托車駕駛者必須戴頭盔。新規定受到MY及他的追隨者反對,他們寫信給州長要求豁免,理由是他們群體的成員都纏黑色或紅色頭巾,這是他們身份的標記,因此不能摘下頭巾。而州長並沒有回應他們的要求。

政府實施新規定。員警若碰到「博科聖地」成員騎摩托車而沒有戴安全帽,便以粗暴對待,甚至施以皮肉之苦。有一天,「博科聖地」的十多個成員參加完成一場葬禮,在離開墳場途中見到對面馬路有另一名成員被員警盤問,於是立即上前聲援。員警喝止無效後開槍阻嚇,導致「博科聖地」成員中有人受傷,當局隨即把傷者送往邁市聨邦大學教學醫院治療。槍擊事件發生後,MY皆同「博科聖地」成員往醫院探望傷者,但沒被獲准,他們更在醫院門前被員警以槍阻嚇。

MY與政府的關係本來就有些緊張。就思想層面而言,MY反對所有非伊斯蘭政權;他批評政府的言論受到國家安全局的關注,而且多次被當局逮捕、拘留。在此背景下,安全帽的問題,加上員警屢次粗暴對待,連探望傷者的權利都被剝奪,遂激起了「博科聖地」的憤怒。MY對他的追隨者宣告,他已無法再忍耐,要向有關當局進行反抗(MY指的是「Jihad」,其意義是拿起武器反抗不公義的事情,即伊斯蘭的「奮鬥」意涵的一種方式);他甚至列出並公開行刺目標人物的名單,其中包括州長和警察主管。消息在市內流傳,不過,有關當局認為MY只是說說而已,因此沒有理會。

「博科聖地」為攻擊計畫緊密進行籌備工作,甚至把鄰近州的成員調動前來參與行動。剛巧2009年邁市的執法人員比平常多,原因是持械劫匪猖獗,其中涉及嚴重的跨境搶劫案,博爾諾州政府得到聯邦政府支援,由多個執法部門組成聯合行動隊(Joint Task Force)負責打擊不法份子,以保障國民人身與財產安全。聯合行動隊成員包括軍隊、警方、海關、移民局和反毒機關等部門人員。

2009年7月,「博科聖地」發起行動,他們打砸、燒毀警局,攻擊合行動隊人員。反抗行動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員警總部。附近的居民回想攻擊當晚的情形說:「由午夜至第二天早上,槍聲、炸彈爆炸聲不絕於耳,我們一家嚇得半死,還以為是世界末日。」起初,「博科聖地」在攻擊行動中佔上風,博爾諾州政府無力抵禦。聯邦政府隨即從別的州調遣軍隊前來鎮壓,邁市全面實施戒嚴,MY遭軍隊逮捕,並於同日在警方看守下死去。

從一開始,政府便以鐵腕對待「博科聖地」。邁市市民相信MY是被警方殺害,就連看來跟暴亂或「博科聖地」無關的人士亦難以倖免,其中包括MY的岳父及一位曾經主管博爾諾州宗教事務的「博科聖地」成員,二人在暴亂發生後隨即被聯合行動隊逮捕和槍殺;MY的宣教中心則被當局搗毀。

雖然暴亂很快平息,但餘波未了。在搜捕「博科聖地」殘餘分子的過程中,聯合行動隊殺害了很多無辜平民,引起民憤。一名邁市市民回憶敘述:「當時市內有大量聯合行動隊人員駐防,氣氛緊張。任何蓄鬍子或穿白長袍的男子都被視為嫌疑份子,只要遇到聯合行動隊成員,一定從人間蒸發;甚至婦女,只要戴著頭巾,也都受到騷擾。即使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同樣也被當局懷疑是「博科聖地」成員而遭干擾。」該名市民認為,聯合行動隊的殘暴作風很可能令一些邁市市民成為「博科聖地」的同情者,以致日後暗中支持其報復行動。

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復仇計畫

起初,政府的鐵腕掃蕩看來奏效。2009年底,「博科聖地」在邁市消聲匿跡。可是,逃脫的「博科聖地」成員並沒有就此罷休,修養生息後,他們悄悄回到邁市進行報復。復仇計畫是向所有他們認為曾經對其不義的人進行刺殺,聯合行動隊固然首當其衝;其他目標人物包括批評「博科聖地」為極端派並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的伊斯蘭學者、向當局提供情報者、掠奪「博科聖地」成員房產的地方長老等。

與此前聯合行動隊搜捕「博科聖地」成員的手法一樣,「博科聖地」採取大包圍手法:任何有嫌疑的人都會遭到毒手,無一倖免。舉例來說,2009年暴亂過後,有約70名「博科聖地」成員於囚禁時集體死去,傳聞是獄卒在食物中下毒,因此,獄卒也都被「博科聖地」一個一個地殺害。

2010年底至2012年兩年多時間,邁市兩面受敵。「博科聖地」要復仇,軍方要打壓,兩者同樣蔑視生命價值;雙方對壘的同時,數不勝數的無辜者喪失性命。軍方的高壓政策嚴酷得令人難以置信,而邁市內外軍人站崗的檢查站往往是「博科聖地」炸彈襲擊的目標。

通常炸彈在夜幕的掩護下被裝置,士兵早上一覺醒來回到崗位,立即被炸得粉身碎骨。一個士兵的倒下卻不知要賠上多少倍的無辜平民。軍方在炸彈襲擊發生的早上立即跑到附近民居,不是亂槍掃射,就是讓婦女和老少離開後放火燒毀整片民宅。

軍方宣稱炸彈襲擊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博科聖地」復仇者得到檢查站附近居民的包庇,所以格殺勿論。邁市市民指出,軍方這項高壓政策,與「博科聖地」復仇行動相比,對市民造成更大的傷害,很可能因而壯大了「博科聖地」團體;軍隊濫殺無辜,星斗市民投訴無門,受害者家屬為了向軍方報復,只有加入「博科聖地」行列。

國會議員Buka Ibrahim指責聯合行動隊在奈及利亞東北部所殺的人數比起「博科聖地」或者犯罪分子還要多。他指出,「博科聖地」初期是個和平團體。他提出是員警把「博科聖地」推到牆角,員警殺死他們的首領,連帶殺死數以千計的無辜者。這迫使他們起來反抗奈及利亞政府,而聯合行動隊的態度及處事手法非但沒有改善問題,反令事情變得更糟糕。

瘋狂肆虐奈國東北角

軍方的殺戮令人難以忍受,邁市市民試著尋找出路。2013年初,市民成立自衛隊(Civilian Joint Task Force,CJTF,或稱為Civilian Vigilantes)。自衛隊有巡邏隊伍,捉拿可疑人物;有檢查站,檢查進出邁市的車輛。他們向軍方提供情報,軍方把他們視為戰友,只不過他們不能攜帶武器(簡單的武器如大刀、木棍、斧頭等除外)。自衛隊組成後,「博科聖地」成員無法繼續藏身邁市內,只有往外逃。

但看似有效的自衛隊旋即引起更大的仇恨,為邁市以至整個博爾諾州帶來更大的不幸。在「博科聖地」成員眼中,自衛隊不僅發揮實際的防衛作用,它更是立場的宣示,即邁市市民與「博科聖地」為敵。「博科聖地」還以顏色,於是,從2013年起,邁市發生的炸彈襲擊不再是以個人為目標,市場、長途汽車總站、郵局、學校等公共場所成為放置炸彈的地點,傷亡人數於是大為增加。

2013年是分水嶺,自衛隊的成立是催化劑。這一年,「博科聖地」攻入博爾諾州好幾個軍營,掠奪了大量軍方的武器,得以進行更大規模的破壞。從此,「博科聖地」變得愈來愈瘋狂,肆虐的地區愈來愈廣,暴行愈來愈駭人聽聞─姦淫虜掠、屠殺、焚村、攻城掠地等殘暴罪行數之不盡。其中最為世人所知曉的是2014年4月在博爾諾州奇博克(Chibok)鎮虜走了200多名女學生。虜人事件發生至今一年多,那些女學生依然下落不明,奈國政府、國際社會都束手無策。

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事實上,奇博克女學生只是冰山一角,遭「博科聖地」綁架、俘虜或殺害的少男少女起碼數以千計。據知情人士透露,「博科聖地」攻下一處地方的時候,對那裡不同年齡組別的人口有殊異的處理方法,若是少男或壯漢,便強迫其加入「博科聖地」,否則人頭落地;當「博科聖地」與政府軍隊交鋒時,這些人往往被安排在前線充當炮灰。而若是少女或婦女,一律當俘虜,必須聽從指示;小孩和老年人則可以離開或留下。

那麼,究竟「博科聖地」攻下了多少處地方呢?2014年底「博科聖地」勢力最大的時候,博爾諾州27個地方政府中有20個被佔領;「博科聖地」黑底白字的旗幟在奈及利亞東北角遼闊的土地上到處飄揚。

2013年5月至2014年11月一年半時間裡,處於奈及利亞東北部遭「博科聖地」肆虐最嚴重的3個州─博爾諾州、約貝州和阿達馬瓦州(Adamawa)受聯邦政府之命,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本來,緊急狀態意謂著當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對付「博科聖地」。諷刺的是,在同一時間卻是「博科聖地」張牙舞爪叫囂最瘋狂的時候。

2015年初,由奈及利亞、尼日、查德及喀麥隆組成的國際聯合行動隊(Multinational Joint Task Force ,MJTF)向「博科聖地」採取聯合軍事行動,行動報捷。奈國軍隊乘勝追擊,迫使「博科聖地」節節敗退,陸續撤離早前佔領的鄉鎮。3月份,奈及利亞新聞報導說「博科聖地」已經退守博爾諾州北部的山區,其銳氣似乎已經大減。不過,同月謝考宣誓效忠更為世人注目的「伊斯蘭國」(IS)哈里發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並且立即得到後者的承認。這一新發展將會為「博科聖地」帶來什麼轉變,仍是未知之數,有待觀察。

重建任務艱鉅

過去6年,由一場暴亂所引發一波又一波的恐怖活動究竟造成多少損失?帶來什麼後果呢?

根據媒體和相關研究報告,6年以來,約有2萬人喪生;不過,博爾諾州州長Kashim Shettima認為,這遠遠低估了實際死亡人數。2015年初,州長接受奈及利亞報紙媒體訪問時表示,6年叛亂造成至少30萬人死亡,而最受影響的要算是15到25歲之間的青少年。

至於受傷人數,奇怪地,筆者找不到任何估計數字。

除了死傷者,還有家園被毀而流離失所者,估計數目高達150萬人。他們暫時被安頓在政府設置的臨時收容所,等待重返家園的日子;另有超過15萬人逃到鄰國,生活在難民營。此外,有一大批因為安全不保而自願遷徙的家庭,比如說,2011年當「博科聖地」與軍方同時把邁市從「和平之都」變為危機四伏之地,就有為數不少居民舉家遷往其他較為安全的州。

人身安全之外,還有自由喪失。同樣,不計其數的少年男女被「博科聖地」綁架、俘虜而失去了自由。而物質損失又有多少呢?這實在難以估計。試想,每次炸彈襲擊,有多少道路基建、樓房、財物等被毀?6年以來,共有多少次炸彈襲擊?最近兩年,又有多少城鎮和鄉村被「博科聖地」破壞和佔領?

「博科聖地」肆虐的地區本來就是貧窮之域。偏遠的鄉鎮、村落經「博科聖地」搶掠和破壞後變得更加赤貧如洗,農民、漁夫、工匠、商販…完全失去了生計。2015年初,距離邁市約140公里的Monguno鎮被軍方收復,早前往外逃的居民本應可以重返家園,他們卻寧可繼續留在邁市的收容所。其中一位居民向傳媒解釋:「是的,軍隊已收復Monguno;但是我們回去可以做什麼呢?『博科聖地』什麼也沒有留下;他們劫掠所有物資,帶走全部牛隻,破壞所有農作物,偷去所有運輸工具。」

重建社區是項艱鉅任務,其中所牽涉的工作繁多。州長解釋:「除安全問題以外,還有腐化了的屍體(需要處理),我們必須做好消毒工作,清理周圍環境。我們需要重建學校、醫院、民房,很多都遭到破壞了。」較早前,聯合國從中央緊急基金撥出2千8百萬美元援助奈國恐怖攻擊的受害者,提供他們必需品如食物、淨水、藥物等。聯合國的捐款恐怕只能夠解決燃眉之急,社區重建是項長期工作,需要大量資源。

邁杜古里市朝桑比薩森林(「博科聖地」據點之一)方向的城門。Photo Credit: 雅德
對症下藥解決問題

毫無疑問,對奈國政府來說,「博科聖地」是個謀反的叛亂組織。「博科聖地」一直以來就反對採世俗主義的奈國政府。2010年7月,謝考宣佈戰鬥已經開始,8月,謝考便公佈成立哈里發政體,並以博爾諾州城鎮果扎(Gwoza)為首府。2015年3月,謝考宣誓效忠遠在中東的「伊斯蘭國」哈里發。大多數傳媒和研究機構也都說,「博科聖地」是為了建立伊斯蘭國而成立的恐怖組織。大家很可能認為宗教極端主義,甚或「伊斯蘭恐怖主義」是導致世界不同角落烽煙四起的主要推手。

美國知名伊斯蘭歷史學家John Voll在其著作提過,要瞭解任何有關穆斯林的事情,必須從三方面入手:當地情況、伊斯蘭整體的內部發展趨勢,以及穆斯林與西方之間的互動。學者的洞見可以幫助大家更好地瞭解「博科聖地」問題。

是宗教極端主義一直刺激著「博科聖地」往前衝嗎?從卡那瑪鎮事件、2009年7月暴亂、復仇計畫,以至往後的事態發展來看,「博科聖地」與當局(主要指軍方和員警)之間的互動關係似乎更是事件發展的關鍵所在。

極端思想的確存在;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是什麼讓極端思想有抬頭的機會、得到支持以至最終成為一股破壞力量?是什麼激化了矛盾,讓真正的極端份子有機可乘?顯而易見,強硬手段、高壓政策、報復心理在整件事的發展過程都是主要因素。解決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相信無論奈國內外,都希望能夠儘快消滅「博科聖地」這股邪惡勢力;如果忽略了學者所說的當地因素,那麼,任何努力都可能會白費。

更何況,奈及利亞的政治、宗教、種族三者關係錯綜複雜。奈國人,尤其是博爾諾州居民對「博科聖地」問題的看法,與國外人士很不一樣。他們認為當中的疑點、迷團太多,很多事情說不清。例如,前博爾諾州州長Senator Ali Modu Sheriff(當地人稱其為SAS,2003至2011年間在任)與MY之間存在著私人糾葛。早於SAS競選州長之前,兩人關係相當密切。為了爭取選票,SAS向MY承諾,如果他當選,將會在博爾諾州實施伊斯蘭法。SAS成為州長後,便委任一位「博科聖地」成員主管宗教事務。

然而,後來SAS和MY因金錢問題而翻臉,奈國國家安全機關攔截扣留一筆屬名MY為收款人的外國匯款,匯款最後卻落到州長的私人口袋。SAS和MY的私人恩怨有否影響州政府與「博科聖地」之間的關係,尤其是2009年MY被逮捕當日在員警看守下不明不白死去?如此種種令人懷疑。

另一個例子,2013到2014年間,受「博科聖地」肆虐之遼闊地域內多處地點,村民都曾經目睹有神秘直升機向地面空投物資和武器,甚至有村民跑到空投地點撿拾空投物交給有關當局。村民相信,很可能附近有「博科聖地」成員的巢穴,他們就是空投物的接收者。有3個州的國會議員向國會報告村民所見,雖然事件可疑,但當局沒有展開調查。

而2013年起,更有傳聞說「博科聖地」行列中有外地人,他們不懂當地方言。傳聞又說,「博科聖地」的武器裝備比起奈國軍隊有過之而無不及。相反地,有消息從軍隊傳出,前線士兵所用的武器太低劣,就連他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沒被分配到可與「博科聖地」對抗的武器。如此種種,與其說與外國組織如基地(al-Qaeda)有關,當地居民寧願相信這是與聯邦政府高層有關的陰謀─「博科聖地」是某些政治勢力的工具,目的是要打擊有關地區,為其政治利益服務;又或者是一幕復仇記,因為奈國南北之間衝突的歷史傷痕仍然未能夠撫平。

誰是幕後主腦?誰是幫兇?誰在順水推舟,向恐怖分子提供資助?曾經參與營救奇博克女學生而與「博科聖地」談判的澳洲人Stephen Davis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博科聖地」向他透露了其中3位贊助人的名稱,他們包括前陸軍參謀長Azubike Ihejirika中將及前博爾諾州州長SAS,第三位則是奈及利亞中央銀行的一位高級官員。兩位被點名的前任官員皆立即否認。但無論Stephen Davis所說的是否屬實,在「博科聖地」恐怖活動受害者看來,這足以佐證「陰謀論」的傳言。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一般人所看到的可能非事實真相。較早之前,奈國國家安全機關的調查發現,真正由「博科聖地」發動的暴力事件數目有所誇大。2011至2012年間,當「博科聖地」在邁市向個別人士進行報復,那時候被指與其有關的襲擊,其實還包括政治暗殺案和持械行劫案。由此可見,對於其他惡勢力來說,「博科聖地」是個方便的標籤,只要貼上它,便可以躲藏在其背後為所欲為。

一個與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攸關,且困擾了國家6年的問題,身為一國之首的總統當然不能置身事外。2015年3月底,奈國總統大選,現任總統喬納森(Goodluck Jonathan)競選連任失敗。奈國人對現屆政府和執政黨的不滿達到沸點,政府敗績累累,其中之一便是無力解決「博科聖地」問題,以致使得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尤其博爾諾州選民幾乎是一面倒支持反對黨。

奈國北部人認為,總統在處理「博科聖地」問題時有欠積極;在他們看來,總統的怠慢態度為「陰謀論」又提供一項佐證。無論如何,總統沒有盡力解決問題便等於是幫兇,因此,有奈國人諷刺喬納森為「博科聖地」頭子。奈國人期盼,原為軍人的新任總統布哈理(Muhammadu Buhari,於5月29日上任)將會帶來轉機,能夠有效地解決國家安全問題。

奈及利亞新舊任總統喬納森和布哈理在5月29日的就職典禮上合影。Photo Credit:Reuters/ 達志影像
引以為戒

「博科聖地」問題錯綜複雜,存在著很多不解之謎。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過去6年來,奈及利亞東北部大片土地由平靜之鄉變為生靈塗炭。以暴抗暴似乎是個定律,暴行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最後有如變種病毒,轉變成洪水猛獸,吞噬更多更多生命,造成更大程度的破壞。

「博科聖地」在2009年安全帽問題發生之前,可謂一群擁有宗教色彩的異議分子,沒有跡象顯示他們要拿起武器反抗建制。時移事易,2015年3月初,「博科聖地」宣誓效忠「伊斯蘭國」,成為國際恐怖集團成員,對非洲地區的安全構成更大威脅。

這個發生在遙遠一方的故事有很多值得深思之處。所謂「宗教極端主義」的興起,背後往往有著複雜的在地因素,是這些當地因素使得極端思想有機可乘。很多時候政府和媒體卻忽略引發問題的當地因素,而把宗教極端主義直接看成罪魁禍首。如此,恐怕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貪官污吏、憤怒青年、政府無能與高壓政策豈是奈及利亞獨有。但願當權者重視每一個生命、化解仇恨、維護公義、帶領社會踏上和諧發展之途。

什麼時候,博爾諾州可以再次成為真正的「和平之家」?

(2015年5月21日寫於奈及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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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闕士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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