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識課06】閱讀》:每首詩的每一次閱讀,不管語言,都是一種翻譯行為

《【牛津通識課06】閱讀》:每首詩的每一次閱讀,不管語言,都是一種翻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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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闡述閱讀的演變過程,從古代世界到數位文本,從色情書刊到焚燒書籍,從數位防火牆到哈利波特。還探討和閱讀有關的事:印刷、手稿、毛筆、甲骨文、造紙、閱讀障礙、圖書館、語言、翻譯、默讀、閱讀對大腦的影響等。

文:貝琳達.傑克(Belinda Jack)

翻譯

閱讀和翻譯之間的關係複雜多樣,最顯而易見的關係是,翻譯可以為不了解原文語言的讀者提供閱讀素材。翻譯與文學本身一樣古老,從西元前二千年開始,蘇美爾人的《吉爾伽美什史詩》就零零星星翻譯成西南亞的語言。但閱讀譯文能有幾分類似於閱讀原文的體驗?這顯然值得懷疑。一篇文章所形成的文化和語言環境,從根本上影響了讀者的閱讀。

翻譯對世界宗教的傳播至關重要,反過來對有組織的宗教也構成了挑戰。傳教士將基督教的「聖靈」譯為非洲本土語言時,這個概念必然被「歸化」,在非洲信徒相當不同的精神世界中獲得一種虛假的熟悉感。能否翻譯,必定與文化重疊或文化距離的程度密切相關,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最多人以英語為第二語言,我們需要當心,不要因為簡化翻譯而簡化了文化差異和豐富,否則我們在翻譯文字中讀到的易懂熟悉很多會是假的。

政治翻譯運動可能是一種有計畫的企圖,以提供特定社會中當局試圖審查的閱讀材料。在中東,穆斯林神職人員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強烈反對印刷術,因為它有能力傳播新思想和潛在的顛覆性知識,但他們在十九世紀失去了對出版業的控制。以埃及為例,從一八八○年到一九○八年,出現了六百多種報紙和期刊,最成功的是《文摘》(al-Muqtataf),這是一份與翻譯運動密切相關的雜誌,為中東讀者提供歐洲啟蒙運動的各種經典著作,包括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羅馬盛衰原因論》(Considerations on the Romans)、範納隆(Fénelon)的《泰萊瑪科斯》(Télémachus)。

孟德斯鳩是十八世紀的法國政治哲學家,他在《羅馬盛衰原因論》中提出一個論點:財富和擴張主義的軍事野心非但沒有導致羅馬的崛起,反而還削弱了羅馬的公民責任感,進而又導致了羅馬的衰落。對於十九世紀的埃及讀者,這具有相當的啟示意義。

範納隆的《泰萊瑪科斯》也是一部教誨作品,故事主角曼托爾主張建立一種新政治制度,按照民主路線組織國家政府,在國際上建立「國家聯盟」解決國際爭端。說來有些過份簡化,範納隆拿羅馬的富裕好戰與希臘人較強烈的平等意識做對比。在個人道德方面,曼托爾反對追求財富和自我利益的野心,這種野心最終會弄巧成拙,他支持的是對他人的關心。在十九世紀後期的中東,這些譯為中東語言的思想具有革命性意義。

女性往往是她們無法以原文閱讀的譯作的幸運讀者。在十七世紀,露西.哈欽森(Lucy Hutchinson)翻譯羅馬詩人和哲學家盧克萊修(Lucretius)的作品就是一個著名的早期例子。她在一六七五年翻譯《物性論》(De rerum natura),這篇西元前一世紀的說教詩為羅馬讀者解釋了伊比鳩魯派的哲學。最重要的是,盧克萊修探討了原子論(思想和靈魂的本質),以及世界和宇宙的起源,認為世界是由物理原理控制,由fortuna(「命運」)引導,沒有傳說中羅馬眾神的干預。盧克萊修強調追求快樂,這一點受到十七世紀清教徒的譴責,而一個女子承擔翻譯工作自然引人側目。

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大量拉丁作品譯為方言,婦女因而獲益匪淺。牧師之女伊麗莎白.卡特受過高等教育,著手翻譯她認為不懂古典文學或歐洲語言的女性讀者應該讀到的作品。她最暢銷的翻譯作品包括《寫給女性的牛頓主義》(1737;參見第四章),原作者為弗朗切斯科.阿爾加洛蒂。

翻譯過程引發各式各樣的理論問題。古希臘人討論直譯(metaphrastic)和意譯(paraphrastic)的問題,這兩個概念繼續主導著翻譯理論。在西元一世紀的羅馬,西塞羅和賀拉斯(Horace)最早批評逐字逐句翻譯方法,許多論點認為「真正的翻譯」是不可能的。

十三世紀英國知識分子羅傑.培根(Roger Bacon)認為,要使譯文真實,譯者必須對翻譯的原文和翻譯成的語言都有深刻的了解。此外根據培根的論點,譯者必須充分理解文本所討論的科學,鑑於這樣的知識分子幾乎不存在,他呼籲廢止所有的翻譯。法國作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弗朗索瓦——勒內.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通常被認為是法國浪漫主義的奠基人,主張文學不可能翻譯:

文學是有生命的,除了那些用自己的語言寫成的作品,沒有人會是合格的裁判。你徒然相信自己出於本能能夠掌握一個外國的成語,別人的母乳……越是親密、個人、民族的天賦,其神祕之處就越會讓那些不是這種天賦的同胞的頭腦難以捉摸……風格不像思想是四海一家:它有祖國,完全屬於自己的天空、自己的太陽。

然而,普遍的共識是,自出機杼或別出心裁的文字,無論是科學、哲學或神學等等主題,翻譯不見得會嚴重折損原文的創見或巧思,而翻譯是否有損文學的獨創風格?損失又是多少?則是眾說紛紜,觀點不一。一九五○年代末,出生於俄羅斯的語言學家和符號學家羅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在影響深遠的〈論翻譯的語言學方面〉(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主張,「從定義來說,詩歌〔是〕不可譯的。」

小說家兼翻譯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贊同雅克布森的立場,與許多詩歌翻譯家一樣認為有韻律、格律、詩節的詩歌原則上是不能翻譯的,基於這個理由,他一九六四年將亞歷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尤金.奧涅金》(Eugene Onegin)以散文形式譯成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