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白紙運動」會升級成類似六四事件的全國性抗爭運動嗎?

中國「白紙運動」會升級成類似六四事件的全國性抗爭運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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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近突然爆發一陣抗議浪潮,會否擴散成全國性的抗爭運動?政論家鄧聿文認為,這要看習近平政權如何應對。

文:鄧聿文(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中國多個大城市爆發了大學生和民眾的抗議,上海的抗議者還喊出了習近平和共產黨下台的口號,這在嚴厲控制遊行的中國相當罕見。在中共開完二十大、習近平三連任不久,即爆發民眾和學生的抗議,會對中國的政局和習的權力產生何種影響和衝擊,乃至出現一輪「新時代」的類似六四那樣的社會運動的可能性如何?值得注意和探究。

有輿論將這些抗議稱為六四以後規模最大,其實不準確。無論在江時期還是胡時期,都爆發過人數達數萬、甚至十幾萬的群體抗爭,抗爭者還搗毀了地方政府,當局用武警才把它們鎮壓下去。這次在上海、北京、南京和成都等地的抗議,從發布的影片看,規模普遍不大,抗議者人數在數百到上千之間。

儘管如此,由於習上台後對社會反抗力量採取嚴厲的高壓政策,同時強化公共支付和精準扶貧收買底層民心,幾乎難以看到社會的公開抗議,因此此次發生的抗議才具有價值。

「清零」讓民眾忍無可忍

上述抗議的一個共同背景是人們無法忍受當局的清零政策。疫情三年,當局採取的動態清零,由於可以隨意剝奪民眾的自由和權利,造成人道災難數不勝數。這次各地民眾和學生的抗議,一個理由就是悼念烏魯木齊火災中喪生的10條生命。

中國最早爆發疫情,武漢是第一個全城封控的大城市,時間長達兩個多月,民眾默默忍受了。其後,天津、西安、深圳等也都程度不等地進行過封控,民眾也默默地忍受了。今(2022)年4月,上海全城封控了三個月,民眾還是默默地忍受了。為什麼在11月底,民眾就不想繼續忍受?這裡關鍵的時間點在11月初,中國當局出台了清零的20條新政。

20條的實際導向是逐步放開,這本來給了被疫情困了3年的民眾一個希望,但20條出台後,防疫的放鬆導致疫情在中國全面反彈,各地重又收緊防疫,讓民眾的解封希望破滅。當局對疫情處置的反反覆覆,將民眾像小白鼠一樣隨意關起來,終於使他們失去耐心。

因為在清零之下,每個人都會是下一個受害者,即使對體制內的官員亦如此,尤其是處於防疫一線的官員和工作人員,他們疲於奔命,苦不堪言,早就對這種防疫方式不耐煩。大家都想改變,但受制於習近平的不放棄,只得強忍。

雖然這些抗議此時爆發看似有些突然,然而如果從一個大的時空背景,特別是習上台10年來的所作所為看,它們的發生又幾乎是一種必然,遲早會來。一直有許多人擔憂習讓中國重回文革,但以他一人之力其實是做不到的。中國畢竟不是北韓,改革開放讓多數中國人有了比較和鑑別,由此結成的利益結構不是習能夠撼動的。何況閉關鎖國對中共和習自己也不利,除非他能把私有制消滅。

可重回文革的擔憂表明社會相當多的人對習的路線、政策和理念的不滿,他們一直在抵制習開歷史倒車的行為。習試圖扭轉歷史發展的走向,不過在過去10年,中國總體上仍處於已經延續百年之久的現代化變遷和轉型進程。而歷史的樣本顯示,一個社會在向現代化變遷過程中,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生成,以集體行動為主要形式的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早晚要出現。

中國亦不例外。改革開放在意識形態上給中國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公民意識的重新復活。它讓中國發生了六四學生的抗爭運動,以及隨後一波又一波的維權行動和群體抗爭,習想強行阻斷這個過程,重判了公民運動的維權者和其他反對力量,但是他不可能讓公民意識在民眾的頭腦裡消失。民眾只是在當局的高壓下暫時把它隱藏起來,一遇到合適的土壤和時機,會重新激發起他們對自由和公民權的追求。

中國社會的「定時炸彈」

中國外部環境的迅速惡化、習強行開啟第三任期,特別是清零,正給社會抗議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時機,並將孕育著一場社會變革運動。

首先是美中對抗使中國的發展環境變得空前嚴峻,中國經濟的衰退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美國在地緣政治和科技方面對中國的打壓與圍堵,疫情的封控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狀況。尤其是今年,經濟持續嚴重下滑,出現大面積的企業倒閉和失業潮,民眾的生活水準和生活品質急劇下降。

分析中國的人口結構,目前作為社會主體的70、80、90後,他們不像其父輩那樣對貧困有深刻體會,能夠耐貧,當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水準因經濟不景氣和疫情要過苦日子,時間長了,他們不太可能適應這種狀況,會驅使他們走向街頭表達抗議。對當局而言,這無疑是一顆「定時炸彈」,必須嚴防死守,不讓它引爆。

可當局的「拆彈」方式是全面強化中共的一元化領導,加強對社會的暴力管控,同時部分滿足大眾在分配上的平等需求。也許短期這會削弱社會抗爭的基礎,但長期來看,這樣做不但不能壓制人們的不滿和反抗,反而會催生大眾的政治意識,隨著國家控制能力的走弱,從而激發大眾的抗爭意識和行動。特別是考慮到國家對社會的躁動情緒已經完全失去感知和回應能力,更有可能如此。

原因在於,習上台後,雖注重在分配上補短板,用真金白銀搞扶貧,但也使得當局必須加強徵稅的抽取能力,而徵稅抽取能力的增強又造成當局和工商階層的矛盾激化,企業家們紛紛躺平,導致經濟進一步衰退。

從社會轉型的角度看,一個政權,如果發展以徵稅為主的抽取能力與以暴力控制為主的強制能力,而忽視分配、規範能力與對大眾的保護能力的發展,這種不均衡的國家能力建設會帶來廣泛的社會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