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不是起義，也不是革命——從今天起，不再為公權力口交

從今天起，不再為公權力口交

在習近平喪心病狂的清零政策中，居委會和偽志願者成為打手。有居委會工作人員對抗議者說：「你的軟肋是你的兒子。」當大學生舉起白紙抗議時，有大學校長也赤裸裸地威脅說：「你們的父母也會受牽累。」在他們眼中，中國人都是人質，家庭成員互為人質。

此前，維權律師陳建剛還在上幼稚園的兒子，被國保警察用真槍抵著頭部恐嚇，這恐怖一幕發生後，陳建剛毅然決定逃離中國，他願意成為殉道者，但不願讓兒子成為犧牲品。經濟學者、民間教育機構傳知行負責人張大軍在被約談時，國保警察恐嚇說，「我們知道你的女兒在哪裡上幼稚園，你最好小心點。」這句話也讓張大軍下了離開中國的決心。

一九八九年，劉曉波在六四後第一次被捕，那時他的父母是他的人質。在中共的壓力下，他在大學當教授的父親到獄中探監，撲通一聲就向兒子下跪，哀求兒子順從當局的意志寫一份悔過書。面對給自己下跪的父親，劉曉波不得已寫下悔過書，此事成為他終身的懊悔。

二零零八年，劉曉波最後一次被捕，這一次他的妻子劉霞成了他的人質。這還不夠，中共當局逮捕並重判劉霞的弟弟劉暉，劉暉又成為劉霞的人質，成了「人質的人質」，成了「第二重人質」。中國人的境遇，如同俄羅斯套娃，一個套著一個，永遠沒有自由和獨立。

一旦成了人質，下一步就是淪為奴隸，萬劫不復、終身囚禁。坐監獄跟不坐監獄沒有什麼差別。如今在監獄中的王怡，早在二零零五年應邀出席在歐洲布勒格召開的國際筆會第七十一屆年會時，就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是作家，不是人質》的主題演講。

他向來自世界各國的作家揭示了中國作家的悲慘處境：「在一個全球化的當代，請諸位看，這是一群多麼卑微的寫作者。他們在接近人類最低的那個起點上開始寫作。這個起點就是一個被損害者的尊嚴。就是活得像一個人，一個自由人。在我的國家，所謂作家，不過就是有能力通過文字、通過寫作使自己活得不像狗的人。……當他以真名出現的時候，他不是作家，他只是一個人質。他的筆也不是筆，而是一副鐐銬。」

如今，很多人懷念十多年前子虛烏有的「胡溫新政」，但就在胡溫當政的時刻，中國作家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早就被剝奪殆盡，王怡一一數算將中共的暴政，可謂罄竹難書：「幾年來，中國對寫作自由的壓迫，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納粹時代。中國政府在互聯網絡上設置了數千的關鍵詞，對公民的寫作及表達自由進行瓦解和過濾。中國的新聞出版部門對出版物實行最嚴格的事先審查，和最嚴格的配額限制。今年以來甚至史無前例的在一些出版社實行『出版實名制』試點。要求作者提供身份證覆印件，禁止使用任何筆名和化名。這是對『以筆名行世』這一捍衛尊嚴的最後方式的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