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後爆發「白紙運動」又逢江澤民去世,就怕群眾「扛著江旗砍習旗」

二十大後爆發「白紙運動」又逢江澤民去世,就怕群眾「扛著江旗砍習旗」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白紙革命的出現早有跡象,二十大前夕的四通橋新坦克人事件就已經埋下了火種,群眾本以為習近平完成了政治佈局與權力安排後,至少在防疫政策上有所放寬,期待落空後的剝奪感,就成為了星星之火的社會動能。

新疆烏魯木齊一場因為封控政策過當的大火,點燃了全中國現階段所發起的「白紙運動」的浪潮,抗議民眾形式上是對中共防疫政策的不滿,因為正當多數國家進入後疫情時期逐步回復如常生活,中國的疫情卻再度蔓延,官方的清零封控政策更嚴重打擊經濟生產與民眾生活。

諷刺的是,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後獨攬大權,他將自己的權力帶向另一個高峰,也意味中國進入了一種新型態的極權獨裁體制,在這個時間點爆發社會運動,顯見其政治社會矛盾已經到了臨界值。

從2010年的茉莉花革命,到1989年的六四

2010年的茉莉花革命是一場不成熟的民主運動,其政治轉型的後果也沒有朝西方自由主義所預期的方向,阿拉伯世界的經濟仍在衰退,對於人權的戕害並沒有趨緩,國內政治的穩定性仍遊走在內戰邊緣。

諷刺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政治領導人與輿論都關注到,經濟發展、社會控制以及政治鎮壓是威權政體統治正當性的基礎,也是這場民主運動爆發的原因。中共領導人充分意識到,「維繫一定程度的經濟成長藉以進行有效的社會資源分配」是展現國家能力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維持經濟成長進行再分配工程,再加上體制內貪腐橫行,群眾的相對剝奪感產生時,一場風暴就會來臨。

1989年爆發的民運,就擁有類似的背景條件。

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隨即帶來快速的經濟成長,然而新舊並存的計畫/市場雙軌制,卻為制度性貪腐提供了條件,再加上中共在市場開放過程之中,刻意採取「讓部分條件好的地區與人富裕起來」的策略,無形之間也造成了發展的「差距」問題。1988年所推動價格改革帶來劇烈的通貨膨脹,終於讓社會累積的相對剝奪感逐漸浮現,這是六四民運前夕的經濟社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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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此外,「阿拉伯之春」透過社群軟體進行動員,因此又被稱為臉書革命,這種結合科技力量規劃策略、組織群眾、即時宣傳在後來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又有推陳出新的表現形式,這讓中共意識到黨化教育與社會監控的重要性,最後形成官方宰制與社會自主性兩股力量之間的拉鋸。

自救造反,總比坐以待斃有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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