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後爆發「白紙運動」又逢江澤民去世，就怕群眾「扛著江旗砍習旗」

新疆烏魯木齊一場因為封控政策過當的大火，點燃了全中國現階段所發起的「白紙運動」的浪潮，抗議民眾形式上是對中共防疫政策的不滿，因為正當多數國家進入後疫情時期逐步回復如常生活，中國的疫情卻再度蔓延，官方的清零封控政策更嚴重打擊經濟生產與民眾生活。

諷刺的是，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後獨攬大權，他將自己的權力帶向另一個高峰，也意味中國進入了一種新型態的極權獨裁體制，在這個時間點爆發社會運動，顯見其政治社會矛盾已經到了臨界值。

從2010年的茉莉花革命，到1989年的六四

2010年的茉莉花革命是一場不成熟的民主運動，其政治轉型的後果也沒有朝西方自由主義所預期的方向，阿拉伯世界的經濟仍在衰退，對於人權的戕害並沒有趨緩，國內政治的穩定性仍遊走在內戰邊緣。

諷刺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政治領導人與輿論都關注到，經濟發展、社會控制以及政治鎮壓是威權政體統治正當性的基礎，也是這場民主運動爆發的原因。中共領導人充分意識到，「維繫一定程度的經濟成長藉以進行有效的社會資源分配」是展現國家能力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維持經濟成長進行再分配工程，再加上體制內貪腐橫行，群眾的相對剝奪感產生時，一場風暴就會來臨。

1989年爆發的民運，就擁有類似的背景條件。

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隨即帶來快速的經濟成長，然而新舊並存的計畫／市場雙軌制，卻為制度性貪腐提供了條件，再加上中共在市場開放過程之中，刻意採取「讓部分條件好的地區與人富裕起來」的策略，無形之間也造成了發展的「差距」問題。1988年所推動價格改革帶來劇烈的通貨膨脹，終於讓社會累積的相對剝奪感逐漸浮現，這是六四民運前夕的經濟社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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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阿拉伯之春」透過社群軟體進行動員，因此又被稱為臉書革命，這種結合科技力量規劃策略、組織群眾、即時宣傳在後來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又有推陳出新的表現形式，這讓中共意識到黨化教育與社會監控的重要性，最後形成官方宰制與社會自主性兩股力量之間的拉鋸。

自救造反，總比坐以待斃有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