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內三次訪問馬來西亞,江澤民時期實質提升馬中關係並拉攏海外華人

任內三次訪問馬來西亞,江澤民時期實質提升馬中關係並拉攏海外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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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主政時期的馬中關係,得益於馬共的因素已不存在,兩國官方關係有許多實質性的進展,馬中兩國領導人互訪頻繁;另一方面,得益於改革開放與中共當局為突破天安門事件後的經濟封鎖,馬國華人資本碰上了進入中國市場的「好時機」,進而促進了兩國的經貿關係,為兩國關係打下經濟基礎。

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2022年11月30日過世,回顧其生平,他在1993年當上中國國家主席,直至2003年卸任。同一時期在馬來西亞,現任馬來西亞首相安華,在1993年獲馬哈迪提拔為副首相,而馬哈迪在2003年卸任(1981-2003)。本文將回顧江澤民時期的馬中關係,並說明為何這時期的兩國關係特別重要。

中共放棄支持馬共以換取馬來西亞信任

在說明中國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之前,先簡述毛澤東與鄧小平時期的馬中關係。

雖然馬來西亞是在1974年5月3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但兩國關係始終不密切,無論是商業投資,或人員往來並不熱絡,主要原因是馬來亞共產黨(以下簡稱馬共)的因素。由於多年來中共支持著盤據在泰國靠近馬來西亞邊境的馬共活動,因此馬中兩國的外交關係始終有嫌隙。此外,由於中國仍未正式放棄宣布雙重國籍,因此周邊國家仍有擔心中共策動境內華人為「第五縱隊」的戒心。一直到1980年代,國籍問題與馬共問題才開始獲得解決。

基於文革的動盪也蔓延到周邊國家,因此鄧小平在毛澤東過世、文革結束而復出後,為尋求周邊國家的支持,而逐漸放棄對東南亞輸出共產革命,展開一系列友好行動,包括1978年以副總理身份訪馬,並宣布中國支持東協國家維護獨立與主權的努力,支持建立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立區的主張,以及重申不承認東南亞地區華人的雙重國籍。最終在1980年9月10日,中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令第八號公佈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中國政府正式宣布放棄雙重國籍政策。

1980年11月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訪問北京,並自稱代表東協四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要求中共政府下令關閉馬共在湖南的「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之後馬共領導人陳平在鄧小平要求下,在1981年6月關閉了廣播電台,但仍得到中共物質及財力上的支持,在馬泰邊境新設「民主之聲」(Suara Demokrasi)廣播電台(陳平,2004:409-411)。1981年8月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訪馬,也是第一位以總理身份到訪馬國的中共領導人;1984年中共外交部長吳學謙訪馬,表示不會提供物資給馬共。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爆發,中共鎮壓學生運動的暴行引起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制裁。同年12月2日,馬共在泰國政府的見證下,與時任馬國首相馬哈迪領導下的國陣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Hatyai Peace Treaty),結束長達41年的武裝鬥爭。 在馬共的因素排除後,不隨著西方國家腳步制裁中國的馬來西亞,展開了與中國外交關係更正常化發展的道路。

江澤民爭取海外華人的支持

「天安門事件」後,江澤民獲鄧小平提拔取代趙紫陽出任中共總書記,不過在江澤民的主政初期,身為開國元老的鄧小平對中國的政局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臨危受命」上任的江澤民,面臨著中國經濟因「天安門事件」後,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的經濟制裁而帶來的危機。為持續走經濟改革開放的道路,江澤民與鄧小平轉而向海外華人招手,招攬華商投資中國,中國減少對西方的依賴,正給予了海外華商擴大進入中國市場的機遇。

由於文革時期,許多在中國的華僑因出身問題而遭到批鬥,部分華僑在文革結束後便逃到了香港。為重振海外華人(中共用語上,多使用「華僑華人」,華僑是指擁有中國國籍的海外中國人),江澤民與鄧小平多次發表有關華僑華人問題的談話。

江澤民在1989年12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歸國華僑代表大會」上表示,「僑務工作歷來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長期、重要的工作…廣大僑胞遍布世界五大洲,他們對於幫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國,樹立社會主義中國的形象,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應當說,在新的歷史時期,僑務工作顯得越來越重要了」(范世平, 2009:107-108)。1993年,鄧小平在上海的春節活動提出「獨特機遇論」,肯定華僑華人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傑出貢獻,掌握華僑華人對「祖國」的民族情感,鼓勵華僑華人繼續投資中國。

江澤民任內承襲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方針,在外交上推動「睦鄰外交」,重修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彌補天安門事件所帶來的國際衝擊;在僑務政策上的策略方針是採取「大僑務」的概念,即強調僑務工作除了服務中國大陸境內的歸僑和僑眷外,更要將服務觸角伸向海外華僑華人(范世平,2009:107)。此外,在江澤民主政時期擔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對於「大僑務」的工作方針明確指出了「新時期的僑務工作要打破地域的界限,跳出僑務部門的範圍,使之成為黨和各級政府的大事,成為全社會共同關心、參與的大事」(習近平,1995:111)。

在「大僑務」的戰略下,僑務工作在政治領域開始與「防獨促統」結合,如為因應李登輝的「兩國論」及「九六台海危機」,僑務工作系統與對台工作系統在統戰上緊密結合,因此江澤民主政時期大力推動在1988年於北京成立的「和平統一促進會」,提供資源在各國成立分會,希望透過海外華僑華人向台灣政府施壓,以彌補其對台工作無法「入島」的問題(范世平,2009:111)。不過,馬來西亞的「一中促進協會」卻遲至2003年12月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