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畸零者的生命政治：台師大黃涵榆從基督教神學反思「附魔」與「疾病」

作者：人文．島嶼（ 採訪撰稿：李筱涵｜編輯：陳怡瑄｜攝影：張傑凱）

想到附魔與驅魔，腦海浮現的第一印象會是什麼？是電影《大法師》（The Exorcist，1973）裡扭曲成奇形怪狀的人體？還是持咒默念的神父？

在如今科學理性、醫學發達的現代社會為什麼仍有驅魔儀式存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黃涵榆教授為此撰寫了《附魔、疾病、不死生命》一書，從基督教神學觀點、「異端」與「附魔者」當中的生命政治，以及現代精神醫學和精神分析脈絡，重新反思「附魔」與「疾病」之間的關係。

通過對個體差異生命狀態的理解，黃涵榆對「治癒／疾病」、「正常／異常」、「理性／迷信」所預設的二元對立框架提出質疑；思考其中長期通過各種文化被建構，以及合理化的權力關係，賦予「附魔」事件作為發現畸零生命主體象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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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的偶然時刻：一則驅魔實錄影像的衝擊

基於對精神分析學的興趣，黃涵榆之前做過一系列探討「妖魔」、「變態」、「偏執」、「邪惡」、「不死」等議題的研究。但這本書的完成，卻不是有意識的安排。

源自他在一個夜裡看到了1976年德國少女安納莉絲的「驅魔實錄」，這個短暫的偶發經驗，為他帶來了情緒與思考的雙重衝擊。

死於非自然因素的少女、因驅魔儀式而被控過失殺人罪名的雙親與神父、以及拒開死亡證明的法醫；整起事件形成的權力張力反映在社會輿論圍繞著教會、學界和醫界之間複雜的紛爭。

黃涵榆表示：「在整個過程裡，安納莉絲不再是她本人，她的身體和心靈的所有權和決斷不再屬於她，她的身心靈成了自然與超自然、神靈和惡靈，以及宗教和醫學、司法鬥爭的戰場。」這個案例構成黃涵榆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然而，當黃涵榆試圖用學術研究的形式來探討附魔這個現象時，其中所牽涉到的面向複雜度，已然溢出了精神分析的框架。但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裡，「附魔」的徵狀也一度與精神症狀相關，尤其是歇斯底里和瘋癲；因此和精神醫學脫不了關係。

他進一步從神話、宗教等方面去組織一個較嚴謹的學術架構。

「疾病」的接受史：附魔與惡魔學的形成

「我們需要有一個態度，就是生病這件事情，包括附魔，基本上是一個經過社會政治、文化、宗教各種力量建構出來的事實。」

黃涵榆強調，若我們以現在的眼光理解疾病，似乎是很自然的現象；但在不同的時代、文化、社會脈絡裡，對於「病」會產生不同的想像。甚至非西方基督教脈絡的社會，對於附魔的處理方式與詮釋也全然不同。

從自然科學或以醫學角度來看疾病，已經是很現代的事；早期人們可能透過一套「惡魔學」或「魔法學」的敘述來解釋，建構整個知識系統。

黃涵榆提到：「從比較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我認爲每個時代有當時人們想象惡魔的方式，會與那個時代的集體恐懼和焦慮彼此糾結。」

尤其人們無法完全理解疾病的時候，在基督教的思想下，疾病和惡魔被視為上帝的敵人；在不同階段裡，惡魔也會扮演著誘惑者的角色，而「魔」和人性的負面特質，諸如嫉妒、仇恨、野心、貪婪等心理狀態糾纏在一起，有時則被視為「惡靈」。

因此，如何去對治這種異常狀態的「病」，則相應出現一套驅魔或靈療的儀式；而「附魔者」、「惡靈」和「驅魔術」就以三位元的結構，構成「惡魔學」。

驅魔與神聖治癒：「生命政治」與介入他者身體的權力機制

早期《新約》裡談到基督或門徒，碰到重病患者，多數只有癲癇、抽搐之類的詞語描述，較少直接以「魔鬼附身」來形容這些病徵，實際上也很少進行「驅魔」儀式；這些反而都是後期教會體制化之後才形成的詞語。

「『驅魔』基本上就是一個十足的『生命政治』。」黃涵榆進一步解釋說：「『生命政治』是指用一套權力機制、技術，介入他人身體、生命，從而去管理、宰制他人。

因此，被判定為魔鬼附身的人便失去了自身的自由；各種宗教驅魔儀式，包括十字架、聖水等器具，以及神父的話語及經文等，都將施加在他身上。過程中，雖然有宗教的神聖性，但同時也是某種形式的暴力展現。這讓整個神聖與暴力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

驅魔儀式的景觀化現象，現代人大概可從恐怖電影的畫面中趨近那種極具張力的戲劇性畫面：驅魔師不斷逼問被驅魔者身上的惡靈各種問題，透過不斷辨別真僞，去建構正與邪兩個世界。

把謊言重新整頓，恢復所謂的「真理」；並把人從一個墮落、受到惡魔侵襲詛咒的世界，帶回到一個純潔的，可被接受的基督教社群當中。

然而，歷經驅魔儀式後的人，並未重獲自由，教會體制還會隨時監看他的動靜，有時候也由醫生輔助；這些細節當中都體現著權力運作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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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涵榆指出，亙古至今，基督教在面對癲癇患者的時候，實則都會展現權力。比如行使神蹟，代表神的話語具有神祕療效的權力。更後來，當基督教建制後，驅魔儀式的過程中，驅魔師就是教會體制的權力代理人。

「當基督教逐漸發展出《聖事禮典》（Rituale Romanum）這一套完整的系統，對於各種器具、程序，所有教會體制各種大大小小的儀式都有非常縝密的規範之時。驅魔儀式也被體制化了。如聖器象徵著上帝權力。從學術研究的批判視角來看，驅魔儀式，甚至是『療癒』，都是一種體制權力的展現；而後者到了現代則被醫學所取代。」

黃涵榆提醒，我們不應該把被附魔者當成一個極端或是超自然的事件。從事件本身實際上可以看出整體生命政治的運作。如果把生命政治的視角拉開來看的話，會發現，我們只要活著，在某些體制裡面生活，就會面臨一套、或者多套機制施加在我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