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自述:我如何與親朋好友談論中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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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國內的網路絡上,網友就是否應該放開防疫措施爭論不休。反對嚴格清零政策的人覺得中國浪費了三年的時間,有人則覺得祖國保護了我們三年。而對於許多旅居海外的華人來說,如何與身邊的親朋好友討論防疫、新冠或者人權、女權,就更加是令人頭痛的難題了。
文: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8年出國的,現居加拿大的Miranda說,今(2022)年3月上海的封城,是她與在國內結識的高中同學產生非常大矛盾的導火索。不少同學是堅定的清零派,而她則質疑道「大家被鎖在家裡,沒有醫療資源,真的比清零要好嗎?特別是Omicron毒性不大,吃不上飯會死掉,不能出門心理會出問題,會有很多次生災害。」
她指出,有些朋友也有海外留學或者居住的經驗,也知道當時許多西方國家已經在逐步放開並且取得了一定成效,甚至他們自己都沒有被封在家裡,卻那麼支持把兩千多萬人封在家中。她甚至還因此和高中時候關係很親密的朋友吵了一架,最後誰也沒辦法說服誰,最後只能刪掉了這位好友,但是回憶起之前的情誼時,還是覺得很可惜。那段時間,她也在微信刪掉了很多人。
疫情是爭吵的導火索
出國近十年的Andrew,也和許多國內的親戚朋友就疫情問題產生了不愉快。他本人從事生物方面的研究,因此也有不少在朋友在中國的研究機構或者高校從事相同領域的研究。他在採訪時說:「大家都是學生物學的,應該是有共同的基礎的,能夠聊一些東西。但後來發現,即使大家都能看懂並理解數據,但依然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而且沒有討論與交流的空間。」
Andrew仍有年紀大的親人在中國,因此非常關注中國的疫苗政策,認為政府應當引進並普及mRNA疫苗去幫助中國的高危險群。但他與國內的朋友討論相關問題時,朋友卻將意識形態方面的觀點擺在了事實之上,而且出於本能地站在中國政府一邊,而不顧科學方面的數據和證據。
他曾被關係很親密的同窗稱為「美國人」,這讓他覺得很生氣,覺得什麼話題都要上綱上線到「貼標籤」的程度,就真的沒有什麼可以探討的餘地了。而他也真心希望中國能平穩度過疫情的考驗,未來能發展好。「中國壞對我沒什麼好處」,他有些無奈地說,但是昔日同窗卻早就預設了他的立場。
但他仍然覺得昔日的同窗還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很靠譜、人品也很不錯的人。」他事後也保留了和對方的聯繫,只是半開玩笑地回覆說希望以後不要被當做是境外勢力。
出國五年多的小雨也分享了一件被貼標籤的小事:「有次和父母聊天,他們問我吃的什麼,我說三明治什麼的,他們就說我已經西化了,其實我只是圖方便罷了。」
出國後關注的政治議題有了變化
不少出國定居的華人都表示,離開了中國後,開始關注到原本被忽視的政治議題,而與仍在中國的親朋討論這些話題,卻有些「雞同鴨講」。
Miranda表示,出了國之後,才認識到了一些群體,比如香港人和台灣人群體。她告訴記者:「在國內認識到的是國內媒體塑造的香港人和台灣人的形象。當時和香港人與台灣人覺得有距離,但出國之後感覺到這些距離都是國內媒體煽動和塑造出來的。我們追求的都是一樣的,是有尊嚴、自由的、安全的生活。」
上個月底,中國爆發悼念烏魯木齊火災死者的抗議時,她參與了本地的默哀集會。在集會上,有一位姊姊站出來對所有香港人、台灣人、新疆人說對不起。默哀之後,人都漸漸走散了,一個新疆人問她的朋友「你們這些漢人是自願來的嗎」,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新疆人很驚喜也很驚訝,這個瞬間這讓她感觸頗深。她發現了新疆人的痛苦也是她的痛苦,新疆人的訴求也是她的訴求,但她覺得自己沒辦法和仍然在國內的親朋討論這些議題。
Andrew則發現,和國內的朋友談論自由這些普世價值時,雙方很難達成共識。他說:「大家現在在平行世界裡生活,看的新聞也不一樣。同一個新聞,我在美國和他們在中國看的都是不同版本。」
他記得去年底,西安封城的時候,有些人因為一些諷刺和發洩不滿的言論而被行政拘留,他和一位初中時很要好的朋友談論這麼做不合適,而初中同學則認可這樣的處罰,認為這樣的言論傷害了防疫人員的感情。他討論封城時一些影響民生的做法時,初中同學並不會認為這樣做是錯的,反而會合理化政府為什麼會這麼做。這讓他覺得許多仍在國內的親朋不夠認同普世價值,缺乏交流的基礎
出國之後的小雨越來越關注個體和弱勢群體。她曾與朋友交流在國外經常可以看到殘疾人在街道上和其他人一樣出行。有些朋友會嘲笑地說:「外國人不要命,經常搞些危險運動,所以殘疾人這麼多。」她則試圖反駁,因為她認為中國其實有幾千萬殘疾人,但相應的措施、設施都不足,所以大家都看看不到;而歐洲的幫扶措施做的好,所以殘疾人才願意出行,才能被人看到。
現實的苦難帶來關係的和解
雖然與許多之前的朋友鬧僵,近半年來,Miranda卻意外地得到了父親的支持和理解。
她形容自己的父母本來就是比較開明的人,知道自己成長和受教育的背景都和他們不同,所以即使雙方觀念有不同,也不會干涉。而是「聊到分歧不開心的時候,就不要多講了。」
今年6月,唐山發生了針對女性的暴力事件之後,她的父親私信她:「看了唐山打人的影片後,想對你說不要回來,找個尊重女人的地方去生活,我相信這個世界上一定有這樣的地方。」父女倆促膝長談,她的父親提到了女性群體在中國會遭受到很多危險,提到了社會對女性的不公平,她印象中的父親是個不喜歡和政治沾邊的人,之前也從未說過這樣的話,但這次卻對支持女權和平權運動的她表示出支持和理解,讓她覺得和父母更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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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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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