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H.O.M.E計畫:五個NPO把社福與醫療服務裝上行動巴士,為弱勢與無家者提供全方面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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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下,加拿大安大略省的5個非營利組織合作,將社會福利與醫療服務帶上行動巴士,讓無家者與因疫情成為弱勢的民眾能得到完整照護。
2021年初,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的五個非營利組織(NPO)合作,把幾乎所有的基本社會福利與醫療服務裝上一台行動巴士,讓無家者、弱勢民眾在封城的情況下能持續得到照護,避免他們在疫情中變得更邊緣、更弱勢。
這個計畫由不同專業的組織合作,提供全方位、連續性的支持,並且直接「把服務送進社區」,稱為「健康外展行動參與計畫」(Health Outreach Mobile Engagement),簡稱H.O.M.E,就和英文中的「家」(home)拼音一樣。
疫情惡化了脆弱處境
加拿大的疫情遠比臺灣嚴重,H.O.M.E計畫的團隊之一「倫敦市關懷無家者回應服務」(簡稱「倫敦關懷」,London Cares)指出,疫情期間,安大略省倫敦市(London)的無家者處境變得更嚴峻。
一來是因為疫情影響經濟,許多人在疫情間收入遽減,因而失去住房,成了「新手無家者」;另一方面,為了防疫,倫敦市如同去年疫情期間的臺北萬華,許多社區社福中心、公共空間都關閉,導致許多無家者不僅沒有住所,連喝水、洗澡、上廁所等基本需求都無法滿足。
疫情也加劇成癮問題。「加拿大心理健康協會-米德瑟斯縣分會」(見註解)2020年9月的一份問卷調查顯示,在加拿大第二波疫情期間,安大略省有22%的受訪者為了緩解疫情帶來的壓力而增加喝酒的頻率,12%的人增加使用大麻,另外8%則食用有成癮效果、需要管制的處方藥。
不僅如此,「倫敦關懷」表示,疫情中的無家者常同時有嚴重的身心議題,包括飲酒或吸毒等成癮問題或創傷,這些都需要治療才能逐漸好轉。
但無家者可能受限於醫院太忙碌、染疫風險太大,或者因為自卑、擔心他人眼光等種種原因,不願就醫。慢性病因此惡化、小傷口也可能拖成大感染,成癮造成的身體傷害也越來越嚴重。
一台行動車多種服務,五個團體全方位照護
H.O.M.E計畫在2021年1月啟動,五個非營利組織找來一輛醫療巴士,每個星期兩天,駐點在安大略省倫敦市的不同社區,就近提供基本的醫療、社福服務,必要時也會開車去拜訪長期照顧的個案。他們將這個行動服務計畫暱稱為「有輪子的診所」。

在行動診所的服務中,有的看似非常基本(例如提供食物和飲水),整體看起來又五花八門,但這個計畫卻體現了對弱勢來說非常重要的「整體性」與「連續性」。
因為讓人墜入弱勢處境的脆弱因子,往往不是單獨出現,它們通常交織在同一個人身上,互相影響、惡性循環。
例如,有人因為疫情被裁員租不起房子,成為無家者,連洗澡、找一套像樣的西裝都很難,因此無法體面的去面試,更難找到工作;露宿街頭、生活沒有目標,也可能讓他接觸毒品,或引起酗酒之類的成癮問題。他甚至可能因為自卑或邋遢而不敢踏進醫院,進而讓小傷變成大病。
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的往往不只包紮治療或成癮協助,可能還需要心理健康資源,甚至協助他找到房子、找到工作。
在過去,找房子需要有媒合住房的NPO、解決酗酒需要協助成癮治療的NPO,就業可能又要由另一個NPO負責。不同的團體提供不同的服務,雖然能讓各團體的工作更專精,卻也可能讓個案的需求不容易被整體性的考量,或不同服務間無法互相協調。
但參與H.O.M.E計畫的五個非營利組織,每個專長都不同。包括提供安全供藥的「倫敦市社區健康中心」、協助進行成癮治療的「泰晤士河谷成癮服務」、為無家者尋找住房的「倫敦關懷」、具有半官方性質的護理和緊急救援單位「米德瑟斯縣-倫敦市護理服務」,以及協助愛滋病患並倡議C型肝炎防治的「愛滋連結」。
H.O.M.E計畫標榜「一個窗口、多種服務」,醫療巴士上充滿不同面向的支持,包括醫療護理、成癮治療、傳染病檢測、醫療與社福資源轉介、住房媒合、基本物資,以及建立關係與陪伴等。服務人員也可以為這些弱勢進行整體評估,打造適合他們、連續性的計畫。
H.O.M.E的《初期結果報告》顯示,正因為有五個專精不同領域的NPO合作,因此可以為個案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且這樣的合作模式不只對「被服務的人」有利,對各團體的服務人員也很有幫助。
報告中便有服務人員表示,參與了H.O.M.E計畫,讓他們更了解目前的服務趨勢和問題,也能更了解弱勢者的需求,並因此知道其他團體/單位在做哪些事、知道外界有哪些不同的服務可以轉介給需求者。
連續性的支持好處多多
珊卓(化名)就是這類「整體服務計畫」的受益者。她患有癌症、曾經從事性工作,也曾斷斷續續的流落街頭。
雖然H.O.M.E開始時,珊卓已經找到房子住,有了安穩的住處,但因為過往看病曾被歧視、有過不好的經驗,加上行動不便又沒有交通工具,她因此一直放任病情惡化,沒有定期接受癌症治療。
H.O.M.E的外展團隊每個星期探望珊卓3次,除了帶去水、食物等物資、提供基本的護理服務,也提供情感支持,並鼓勵她回醫院接受定期治療。
在這樣「全方位」的照顧下,珊卓說:「 (以前)我會呆坐在這,為自己感到難過,想著以前發生過的可怕事情。直到他們出現了,一切都感覺好多了,(現在)每天都比昨天更好。」
魯伯特(化名)也因為參與H.O.M.E計畫,連結到需要的社福團體。在計畫開始前,魯伯特原本是「愛滋連結」的關懷個案,疫情期間,他的雙腳因為蜂窩性組織炎感染了一年多,但當時醫院需要等很久,他因此不願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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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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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