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游牧者之歌》:一個未能關注青年需求的國家,在道德上已經破產

《新游牧者之歌》:一個未能關注青年需求的國家,在道德上已經破產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年輕人的沮喪是全球現象,而非單單存在於法國。我們需要的是了解全球年輕人表現得如何的方法,於是我提出了新想法:新世代學全球指數(Youthonomics Global Index,YGI),這是根據對年輕人友好的程度來將國家進行排名的方法。

文:菲利克斯・馬夸特(Felix Marquardt)

二○○八年,歐巴馬當選總統的前一天,我第一次在《世界報》正式發表文章。我以美國人的身分在巴黎撰文,認為說出「是的,我們可以」的總統任期有可能重新啟動幾十年前緊密的跨大西洋戰略夥伴關係,尤其是伊拉克戰爭造成的分裂和把薯條稱為自由薯條的那幾年之後的法美關係。我的預測落空,歐巴馬可以說是美國首位太平洋總統,薩科齊總統和他的關係也一直不像與小布希那樣。然而,那篇專欄開啟我偶爾成為社論者的職業生涯。

我在錄音室頓悟的六個月之後,想法隨著時間有所不同。最初只是隱約了解旅行和遷移作為學習和成長方式的潛在價值,現在已經變成更明確的政治願景。正如我所看到的,法國對待年輕人並不公平。青年失業率為百分之二十五,是全國失業率的兩倍,這種情況持續了三十年。我將此作為法國政治制度和權力結構從根本上為老年政治性質的證據。如果年輕人不僅可以透過離開這個國家來自我成長和豐富,還能影響國內的政治呢?畢竟,任何政府或經濟都離不開年輕人。為了保住他們的工作,政客們別無選擇,只能採取激勵措施來吸引他們回國。

新的砲轟時機已經成熟,這篇專欄的主題與法美關係截然不同,具有挑釁意味但深思熟慮。這一次我要對付法國菁英,並給予致命一擊。從定義上來說,我不是法國人,但是,我成長於聖日耳曼德佩區,在很大程度上屬於我試圖批評的國家菁英的一分子。考慮到這一點,我聯繫饒舌歌手密友莫克里斯(Mokless)和電視節目主持人穆盧德・阿舒爾(Mouloud Achour),他們都是北非移民的左派孩子,從小住在公營房屋。我把所寫的專欄傳給他們,問他們是否願意聯署。

他們都有意願。和我一樣,他們喜歡推翻移民議題原本討論的角度,將其視為機遇,而不是目前在法國和其他地方所描繪的威脅。我們的專欄以我在廣播中的咒罵「離開!」為標題,在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後由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創辦的《解放報》(Liberation)中刊出,日期為二○一二年九月新學年開學的第一天。文中論述,法國已經成為老舊且過度集中的老年政治國家,在減少青年失業的長期問題上,菁英幾乎沒有任何作為。一個未能關注青年需求的國家在道德上已經破產。是時候讓年輕人掌握自己的人生,出發上路。

我們認為,如果法國青年接受這個想法並採取行動,統治階級將無法視而不見。自從法國稱為輝煌三十年的持續成長於一九七五年結束以來,在經濟上的腳步幾乎只能說是勉強緩慢前進。如果身為國家命脈的年輕人離開,金字塔頂端的整個未來都會受到質疑。

該專欄引起轟動,讓很多人感到不安,令我非常高興。刊出當天的中午,我正忙著參加每日播出的談話節目。幾年來,我一直接受電視和廣播中各種問題的採訪,但這篇文章將情勢提升到全新的層次。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各種政治人物都被問及對於我所提出的宣言有何看法。可以預見的是,除了少數例外,大多數的反應都很有敵意。

法國極右翼政治領袖尚——馬里・勒朋(Jean-Marie Le Pen)告訴記者,「穆盧德不應鼓勵法國青年離開,而應告訴他的『表兄弟』不要來法國。」在一檔談話節目的片場,奇異法國分公司的負責人告訴我,她把留下來的法國青年視為反抗軍,這讓她毫不懷疑那些可能想離開的人。英國並非歐洲唯一對二戰抱持懷疑態度的國家。

雖然我們故意表現出挑釁的態度,但也確實因此嘗到苦果。我們引起全國的關注,但試圖開始的全國性對話很快就陷入一個推論中:我們一定很恨法國。我們開始收到來自國外的採訪邀請,倫敦的《泰晤士報》總是樂於在報導中加入一點對法國人的抨擊,並發表了一篇題為「如果可能就出去,離開先生如是說」的故事。這無助於消除我們對法國提出質疑的形象。美國、中國、德國、巴西、義大利、西班牙、荷蘭、克羅埃西亞甚至澳洲的媒體紛紛效仿。

二○一三年夏天,法蘭索瓦・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總統在黃金時段的電視節目上被問及我們的運動。主持人提及一位巴黎政治學院(又是一所高等專業學院)畢業生因為找不到工作只能搬到澳洲的故事。歐蘭德面臨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如果你面前有一個找不到工作、失去希望的年輕人,你會怎麼說?」歐蘭德的回答說好聽一點是軟弱無力,說難聽一點就是否認現實。「我會告訴這個年輕人,法國是你的國家。這個國家愛你,」他回答道,好像只要一直重複法國可以給人民更多的台詞,就可以使它成為現實。「我的職責是告訴這位年輕女子,你在法國一定會成功。」

這場電視露面並不順利(歐蘭德的一位主要幕僚因為讓他毫無準備就上節目而立即遭到解僱),《紐約時報》要求我寫一篇針對歐蘭德發言的文章。我抓住機會讓論點聚焦在經濟上,指出對出生地的責任並不能取代創造機會和創新。但這篇文章引起更廣泛的國際迴響讓我意識到一些至關重要的事。

法國的確存在經濟成長和青年失業的問題。但在歐洲許多其他地方,之前的情況(現在仍然)更糟,比如義大利,那裡的年輕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比平均人口難上三倍,更不用說阿拉伯世界或非洲普遍存在著令人窒息的老年政治。因為我人在法國,所以把重點放在法國的問題。但年輕人的沮喪是全球現象,而非單單存在於法國。我們需要的是了解全球年輕人表現得如何的方法,於是我提出了新想法:新世代學全球指數(Youthonomics Global Index,YGI),這是根據對年輕人友好的程度來將國家進行排名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