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八○》：跨域身體的激盪與演進——吳靜吉談壓抑年代的實驗劇場

跨域身體的激盪與演進——吳靜吉談壓抑年代的實驗劇場 [1]

受訪｜吳靜吉（表演藝術工作者、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教授）
採訪｜王俊傑、黃建宏

本訪談出自一項發展中的研究、展演計畫，期望能夠探詢「跨領域」在台灣藝文發展歷史中的一些線索，慢慢拼構以人以及各種關係所產生、形塑出來的創造力與創造能量。以往的歷史詮釋框架，無論是跟隨或是模仿，都參照著歐美專業分科的架構，但這種移植的「專業論」常常無法深刻連結我們的經驗、直觀與感情，所以，這一系列的訪談希望能夠有機會回溯經驗、重塑環境並摸索適當的語言。

「跨領域」不是某種現代性的進程，在台灣，甚至可以說是現代性底下激勵出來的存在狀態與出路。台灣八〇年代的實驗劇場發展，標誌著極為重要的創造、前進與反思力量，透過本次訪談，藉以探問現代劇場運動與時代的關係。

王俊傑：八〇年代，我還是文化大學美術系的學生，那時優劇場的創團戲《地下室手記浮士德》（1988），劇場門口的招牌，便是我用木頭刻成的。當時人們混雜一塊的特殊情境，留外學子歸國，北美館於1983年成立等，促成我們欲針對八〇年代的「跨領域」實踐，進行一個相對完整的研究。您是於1972年回台，1978年金士傑邀請您指導「耕莘實驗劇團」，請問您是如何看待八〇年代整個過程？

吳靜吉：1967年，我拿到博士學位前往紐約，1968年便進入「辣媽媽」，1969年做了一個新戲《餛飩湯》（Wanton Soup）滿成功，也因此擴張人脈，讓我有很多機會免費觀賞很多作品，像是羅伯．威爾森（Robert Wilson）的《沙灘上的愛因斯坦》。每個人到紐約或巴黎，都會將在台灣的經驗與在紐約的經歷對比，這是一定的道理。

作為觀賞者，當你看到戲劇的各種可能，「百老匯」（Broadway）、「外百老匯」（Off-Broadway）與「外外百老匯」（Off-Off-Broadway），並實際參與後，就會發覺戲劇的多元性與可能性。因為「辣媽媽」演員的關係，我也跟安迪．沃荷（Andy Warhol）見過面，他的演員有兩個特色——即興與敢脫，敢脫不是指為脫而脫，而是沒有限制，這也是實驗劇場的重點特色。在環境的影響下，我很自然地有了「跨領域」的想像。

台灣至今都還有一個問題，我們總是相對重視台上的人物，而非幕後，但一個作品的成就背後實則摻雜很多因素。例如八〇年代「新象」的許博允提供很多表演觀賞機會與文化資源，促成當時的藝文環境，但我們很常忽略這件事，只以創作者為研究主軸。其實，我從沒認為自己是藝術界的人，只是喜歡與藝術圈混在一起，自由穿梭，因為學術或教育體系較為有板有眼，藝術界則相對放鬆。

回台後，在演講與上課的過程中，我把藝術融入心理學的課程，如林懷民《薪傳》在國父紀念館的演出需要協助，我就找同學一起去，藉此也能夠從學生的回饋，驗證戲劇的有效性。當時是被壓抑的時代，因此觀眾都很愛聽與愛情相關的演講題目，而國外回來的博士也很少。1973年，林懷民受「美新處」邀請，舉行數場的現代舞表演及演講，從高雄、台南、台中，一路講回台北，用他的人生經驗與政治家庭背景串連出很感人的故事，蒐集許多聽眾的淚水。

1976年，我37歲，以戲劇跟心理學的角色去美國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格蘭布林州立大學（Grambling State University）教書一年，把戲劇的方法應用於外國人，回來後，恰逢「蘭陵」正要開始。我在美國文化中心演講最後有一個短短的實驗劇，李昂也有演出，這種做法非常吸引年輕人。來看劇的清大教授顧獻樑便跟金士傑推薦我當指導老師，姚一葦也跟金士傑提過，因此金士傑便在北藝大陳玲玲的陪同下來找我，我就開始在「耕莘」帶工作坊。

當時，在「耕莘實驗劇團」旁邊同時有一群人，杜可風、黃承晃、金士傑與卓明在弄電影的雜誌，後來只有杜可風成為電影人。耕莘實驗劇團此前用過很多西洋劇本，如《等待果陀》，聽說觀眾只有五個，其實藝術界引進西方經典是一直存在的，當時卻沒有推廣與行銷概念，與觀眾連結不夠多，但戲劇種子都已存在。耕莘實驗劇團裡的李安德神父很有趣，讀心理學，非常喜歡戲劇，我都跟他開玩笑指神父也沒什麼娛樂，除了喝喝啤酒，就是喜歡戲劇，他聽了都打我。

1972年前，姚一葦回台灣前經過紐約，正好李昂的姐姐施叔青與我住附近，便跟姚一葦引薦我，我便帶他去看「辣媽媽」，也促成他下決心認定台灣要做實驗劇場。我回台灣後，姚一葦也介紹住所給我，就住他們夫妻隔壁。後來，姚一葦也找我去文化大學戲劇研究所教課，我不想混淆自己的角色，便與胡耀恆、黃美緒等幾個人合開課程，上課地點就在我家客廳，姚一葦的女兒姚海星就越個牆來上課。

「實驗劇展」的發生，除了姚一葦對實驗劇場的欲望外，還有具政治影響力的立法委員李曼瑰，當時也是教育部的話劇欣賞委員，他自認為是非學院派的戲劇，因此允許兒童劇與實驗劇場的發生，也因此敢於在退休之時將話劇欣賞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一職交給姚一葦。很聰明的是，總幹事找了趙琦彬擔任，他是政戰戲劇系畢業的，我們現在很少提及他，但他在新電影的貢獻上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