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經濟學》：在「憤怒經濟學」的世界裡，真實的人感到憤怒，而且有十分充足的理由

文：艾瑞克・洛內甘（Eric Lonergan）、馬克・布萊斯（Mark Blyth）

強大的社會在遭到重擊後能夠反彈回升。想想冰島。如果二○○八年金融危機前是一場派對，冰島就是派對的中心。四家冰島銀行瘋狂地進行國際擴張，讓它們的資產負債表膨脹到冰島經濟規模的十倍（它們收購東西並希望未來能增值）。當那些銀行破產時，冰島的經濟隨之傾覆。這稱得上是國家經濟遭到史詩級的重擊。

冰島的銀行家雖然曾經魯莽行事，但他們和他們的同事有頭腦。當經濟崩潰後，許多這些人才不得不回家玩電腦遊戲——冰島晚上的時間很長。然後他們靈機一動：線上遊戲是一項全球性產業，需要許多電算力。電算力製造熱能，熱能需要冷卻。為什麼不把線上遊戲、比特幣挖礦和其他許多運算用的伺服器放在冰島的地下（提示：跟冰有關），讓它們在那裡運作？他們真的這麼做了。冰島有一些幫助失業者重新創業的支援機構，這讓他們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選項，並重新部署手邊的資金。

金融危機無疑地造成了傷害，但拜這些機構所賜，危機也鼓勵了整套新構想和創新的發展，使這個被二○○八年危機「搞得最慘」的國家，比起幾乎所有其他國家更快站起來。到了二○一六年，冰島已完全復甦。薪資已比危機前更高，失業率降至低水準，消費者信心高漲。觀光業欣欣向榮，部分原因是十年前的危機導致貨幣大幅貶值，使冰島變成更低廉的觀光景點。十年後，那場危機就像做了一場惡夢，現在冰島人從未這麼好過。

當二○一七年憤怒抗議的浪潮爆發時，那是一個不同種類的重擊，而且比起二○○八年抗議的人數更多、聲音更大。憤怒的導火線是所謂「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的洩露，揭發了冰島政治和經濟菁英的大規模避稅行徑。冰島人一起共度了危機，團結一致地在二○一六年歐洲國家盃足球賽獲得幾乎不可能的成就，它曾陷於困頓，然後又脫穎而出……現在冰島人突然憤怒了。

「人們參加抗議，因為他們非常生氣。」雷克雅維克冰淇淋製造商霍克達（Jonas Haukdal）說：「我們以為已經歷過那些……以為醜聞已經遠離，我們重新認識了什麼是道德。然後我們發現，總理在海外有錢，而且隱瞞這件事……那是背叛的行為。」

類似的故事發生在二○一八至二○一九年的法國。儘管歐洲各國遭到緊縮行為政策削弱而法國經濟恢復成長，數十萬名WhatsApp鼓動的「黃背心」（yellow jackets） 似乎沒來由地走上街頭抗議。表面上抗議的原因，是當局提高柴油稅導致貧窮的通勤族遭到的打擊尤其嚴重，但他們提出更廣泛的訴求，而且他們的網絡擴大到法國以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抗議各國政治菁英刻意營造的美好共識。 在二○一九年，香港市民也起來抗爭，智利的市民也是如此，而且抗議的理由有許多相同之處——背離民意的菁英、升高的不平等，以及民眾感覺處於劣勢。

但發生這些事並不令人意外。政治人物說謊，或一般人對他們的生活與菁英的生活脫節感到憤怒已司空見慣。的確，我們早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憤怒的世界，這是目前解釋世界各地事件的主流看法中最主流的看法。「沒錯，德國、奧地利、法國、美國、英國、印尼、香港……的人民都很憤怒。」

不只是似乎每個人都很憤怒，而且似乎每個人都以為自己了解原因——憤怒是顯而易見。但我們真的了解嗎？所有憤怒都相同嗎？為什麼是憤怒，而不是熱情、恐懼、幹勁十足或樂觀？在《憤怒經濟學》中，我們嘗試了解乍看之下似乎是原始的情緒無緣無故爆發的原因。

當經濟學變成憤怒經濟學

要了解「憤怒經濟學」是什麼，讓我們先談談經濟學。經濟學是一組概念、一幅地圖，告訴我們市場和交易的世界如何運作，也描述了我們生活的世界。如果經濟理論——這幅地圖——正確地描述我們生活的地域，那麼它就是一幅好地圖。但這些經濟地圖是好地圖嗎？這是一個尚未解答的問題。

在經濟理論直接應用的極小部分的世界裡，例如在央行的預測部門，被稱為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的極複雜經濟模型裡住滿了所謂的「代表人」（representative agents）。這些「代表人」應該是人，但他們很奇怪的沒有年齡、沒有性別、沒有偏好、沒有意識形態，而且他們長生不老。 　　 　　

在這個沒有情感和恆久不變的世界裡，「經濟」只是勞工的人數，乘以工作的時數，加上他們使用的資本數量（機器、技術等）。就只是這樣。這裡沒有政治，不必操心誰獲得什麼，以及為什麼。當這些虛構的經濟成熟時，它們累積更多資本，所有代表人變得更富裕；而當他們變得更富裕，他們就會減少工作。這是一個很舒適的世界，但它真的是我們大多數人實際生活的世界嗎？這幅地圖真的反映出地形地貌了嗎？ 　　 　　

在我們居住的世界，整體社會的確是從來沒有這麼富裕過，但大多數人似乎工作都變得更多也是事實。至於所得的分配，聖路易聯邦準備銀行在它的模型中解釋，「一家企業最後僱用的員工，應該獲得等同於他們對該企業的產出所做貢獻的薪酬」。這聽起來很合理，但這似乎也未反映現實。執行長的薪酬已暴增到員工的數百倍，而許多種類的員工薪資在調整通貨膨脹後，呈現數十年來停滯不前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