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經濟學》：在「憤怒經濟學」的世界裡，真實的人感到憤怒，而且有十分充足的理由

顯然這與權力有關，但權力不存在我們的模型世界中。財富的分配不但變得很極端，而且政治已成為擁有巨富者的遊戲場。億萬富豪花費數百萬美元保護他們的利益，或支持他們個人化且往往出於自利的議程，例如，避險基金經理人祕密提供資金給英國脫歐（Brexit）運動。　　　　

經濟學是一幅強大的世界地圖，但我們過去三十多年研究的這幅地圖——經濟學家羅德里克（Dani Rodrik）所說的「新自由主義地圖」（neoliberal map）——研究的是理論、模型，已越來越無法描述大多數人的經驗和關心的事物。具體地說，那就是一個似乎財政預算越來越緊縮、生活成本越來越高（雖然我們總是被告知沒有通貨膨脹），和在職場內外壓力越來越大的世界。在某個時候，我們對世界的經驗與用來解釋它的模型之間已經嚴重脫節。　　　　

現在的經濟學似乎已無法解釋為什麼生活的壓力不斷升高，而同時人均收入卻也在增加。它也無法解釋，為什麼領老人年金者的收入仰賴納稅的工作者人數，但他們反而比其他族群更反對外來移民，似乎忘記了自己生育太少小孩以至於無法維持社會繼續運作？為什麼我們看到民族主義在各國興起，但卻老是聽到全球化已讓我們整體變得更有錢？

這些問題的部分答案，就在我們的模型所認為的情況與實際世界情況之間的脫節裡。另一部分的答案則在另一個脫節之中：菁英所追求的「人均GDP」（GDP per capita）穩定成長，對親身經歷發生重大、令人驚惶的社會改變的一般人來說是如此虛妄。　　　　

菁英並不是新現象。在過去，菁英是以代表哪些人民來定義的政治菁英。工黨和社會民主黨代表勞工的利益，而保守黨和自由黨代表企業的利益。到了一九九○年代，這些關係開始解體，一種新政治在已開發世界興起，「左派」和「右派」的區別越來越被認為是難以搞懂也不重要的冷戰遺物。在取而代之的新政治中，政治人物不再代表核心選民，而是紛紛嘗試吸引行為模式就像經濟學裡的代表人的所謂「中間選民」（median voter）。　　　　

這類選民不關心經濟衝突，但被認為關心後物質主義價值（post-materialist value）和優良的治理，而且大家都同意它們應該由政黨來提供，重大的政策問題則最好留給國際組織和獨立央行的專家來處理。政治人物提供了較少的政策，但在這麼做時仍假裝代表著每個人的利益。

這是一九九○年代和二○○○年代的世界，一段在二○○四年被當時的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柏南克（Ben Bernanke）美化地描述為「大穩定」（the Great Moderation）的時期，因為讓技術官僚當家可以避免政治干預，並為所有人帶來了繁榮。但現在我們知道，這種世界觀也有很大的瑕疵。

主要的瑕疵是一些重大隱患一直沒有消除，政黨只是不再承認有這些隱患。英國經濟的規模從一九八○到二○一七年增加一倍；同一時期，食物銀行（food Banks）的使用增加了一○○○％。在大部分已開發世界，不平等從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持續上升，然後停了十年，等到金融危機後再度飆升。在這段期間，全球性的大公司卻停止繳稅。那些誤以為他們經濟模型中的世界就是真實世界的菁英，喪失了自認其所代表的選民對他們的信心。　　　　

然後發生了入侵伊拉克、狡滑檔案（dodgydossiers）、宣稱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沒完沒了的阿富汗戰爭。在歌誦金融是成長引擎後，我們目睹它的爆破，緊接著是以國家資金紓困挽救那些已經富裕者的資產。而且紓困計畫是由已被緊縮政策重擔壓在肩頭的人來買單，部分國家甚至大舉削減公共服務三○％。另一方面，各大金融中心的銀行很快就恢復日進斗金的運作，房價節節攀升，就像神奇的自動提款機。　　　　

當政治人物真正需要動員選民時，他們不再為已經生根的經濟變遷找理由，而是轉向恐懼。在歐元危機中，民眾被死灰復燃的金融恐慌嚇阻；在蘇格蘭獨立運動和英國脫歐公投中，財產損失的威脅被用來當成保衛現況的武器；在中歐和東歐各國，恐懼移民摧毀「我們的」文化變成動員的迷因。　　　　

你無法期待真實的人——不是合成的代表人，也不是想像的中間選民——永遠忍受這些脫節。我們對世界的經驗和菁英用來解釋和合理化世界的經濟模型間的鴻溝，已大到無法忽視，而且菁英追求自利的目的也被戳破。歡迎回到「憤怒經濟學」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真實的人感到憤怒，而且有十分充足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