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死刑》:法國社會歷經1968年文化革命的洗禮後,死刑的廢除有如弓上的箭、蓄勢待發

《反對死刑》:法國社會歷經1968年文化革命的洗禮後,死刑的廢除有如弓上的箭、蓄勢待發
圖為法國前法務部長侯貝.巴丹岱爾(Robert Badinter)。|Photo Credit: GettyImage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是巴丹岱爾在2008年時,回顧當初創造歷史的時刻。1970、80年代,法國社會為死刑議題激烈交鋒。當時法國反對廢死的聲浪,不亞於今天的台灣。但是巴丹岱爾逆風而行,在幾場重大刑案中為死刑犯辯護,闡述理念。

文:侯貝.巴丹岱爾(Robert Badinter)

論死刑

二○○二年,我替《司法字典》(Dictionnaire de la Justice)撰寫這篇文章,講述廢除死刑運動在全球的進展。

法國的廢死歷程

本文中,我選擇談論死刑的逐步廢除,而非討論死刑本身。其箇中原因,我想讀者們最後會理解的。「死刑是人類野蠻行為特有且永恆的標幟」,一八四八年,十九世紀最重要的廢死倡議者——雨果——如此厲聲疾呼。而所有譴責死刑的國際宣言與公約,認為死刑不僅無用,而且是殘忍、不人道的刑罰,也表達了同樣堅決反對死刑的立場。一個民主國家的司法絕不容許使用死刑,因為任何人的生命都應受到尊重,這項權利是每個人所擁有的基本權利當中,最為首要者。人權的宣揚與廢死的理念,兩者之間無法分割的關聯,猶如一條貫穿死刑廢除歷史的金絲線。

隨著啟蒙思想的開展,廢除死刑的理論也逐漸成形。貝卡利亞在其著《論犯罪與刑罰》(1764)的第二十八章中,精闢論證反對死刑的理由,是對死刑做出批判的第一人。貝卡利亞自陳延續百科全書派思想家的路線,他說:「達倫貝爾(D’Alembert)、狄德羅(Diderot)、赫羅維修斯(Helvétius)、布馮(Buffon)、休姆(Hume),光是念出這些偉大思想家的名字,便足以讓人激動不已。您們的不朽著作一直是我的固定讀物。」當時,伏爾泰剛出版了他的《論寬容》,時值卡拉斯(Calas)案發生之際。

卡拉斯是一名新教商人,他蒙受不白之冤,遭土魯斯議會判處死刑,活活被巨輪輾斃。貝卡利亞也是盧梭的仰慕者,但不同意這位「日內瓦公民」對死刑的看法。盧梭的觀點從社會契約論出發,認為一旦罪犯違背契約,社會即有權將其處死。但是,貝卡利亞認為,「沒有人會同意將殺了自己的權利讓渡給別人」。此外,貝氏也從社會用途的觀點剖析死刑的問題。他寫道:「如果我能證明死刑既無用也非必要,這將是人性訴求的最大勝利。」

關於死刑的用途,貝氏舉過往經驗為證:「過去數個世紀以來的經驗告訴我們,極刑從來不曾成功阻止過那些決心要傷害人的人。」至於死刑的非必要性,他這麼說道:「如果以永久勞役代替死刑,這對於即便是意志最堅定的人來說,都更加地嚴峻」,也就是說,這樣的刑罰「剝奪一個人的自由,並使他淪為馱獸」。死刑既無嚇阻作用,又無法懲罰罪犯,更何況落後的司法很有可能誤殺像卡拉斯這樣的無辜者,那麼,何必保留死刑呢?

當貝卡利亞的大作傳到巴黎時,伏爾泰正在潛心研究德拉巴爾(de La Barre)騎士的冤案。德拉巴爾因褻瀆神明而遭判處死刑,時年十九歲,並於一七六六年七月一日行刑。同年九月,受到貝卡利亞著作之啟發,伏爾泰發表了其對於《論犯罪與刑罰》一書的評論。貝卡利亞針對刑事司法的分析與建言從此開始與歐洲啟蒙思潮合流。一七八六年,托斯卡尼的利奧波(Leopold)大公頒布一部刑法典,正式向酷刑及死刑告別。

一七八七年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Joseph II)的刑法典也追隨了這個腳步。甚至在法國,根據羅德赫在一七九八年寫下的文字,「在大革命發生前的十年,法官便已開始在法庭上不依照當時的法律判案,而是按照《論犯罪與刑罰》一書所提倡的原則進行判決。這點我可以作證,因為當時我本身就是名法官」。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在法國大革命的初始,是否廢除死刑的問題便已在制憲議會中提出。當時負責起草刑法條文的刑事立法委員會深受杜波爾(Duport)和勒培勒提爾.德.聖法爾久的影響。他們兩位都是舊時巴黎議會的成員,也都贊同貝卡利亞的立論。一七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勒培勒提爾在他的刑法草案審查意見書中,主張應廢除死刑。除了重新論述貝卡利亞提出的理據以外,他也力陳死刑冤案無法逆轉、挽回的弊病。至於死刑的替代方案,刑事立法委員會提出一種刑期長達十二至二十四年的刑罰,其具體的施刑方式亦相當嚴峻。

不過,為因應當時的政治情勢,該委員會允許在唯一的例外情況下,得使用死刑,亦即,「特定政黨一旦經立法機關正式宣告為叛亂政黨,其領導人得處死刑」。此一例外原本便存在於貝卡利亞的理論之中。因此,普通法架構下被廢止的死刑,在特殊的政治條件下,得以倖存。

從一七九一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之間,連續三天進行的議事辯論中,包括羅伯斯比、貝堤庸(Pétion),以及代表立法委員會的勒培勒提爾、杜波爾等的廢死派人士,不約而同地、不間斷地引用貝卡利亞,並且重申他的論點。然而,這些努力並沒有達到目的。最後,死刑還是被保留了,不過,其適用範圍受到限縮,而且條文明示規範,死刑只能是「單純以剝奪他人生命為目的」的行為。

一直要到一七九五年,有鑑於恐怖時期無止盡的殺戮,國民公會才在該會解散前夕,於共和四年霧月四日(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作了以下決定:「自全面恢復和平之日起,法國即全面廢除死刑」。當然,此項決定沒有設定具體的生效日期,但至少就廢死的立場而言,該決議沒有附加限制,也沒有給予特殊情形可例外處置的餘地。

然而,歷史的舵手決定朝反方向行進。當大家引頸企盼的和平之日終於到來,督政府旋即於共和十年雪月八日(一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宣告:「死刑將繼續按照現有法律規定施行。」這條督政府令理應語畢於此,便足矣。但偏偏又加上了這段補充:「直到新的不同規定頒布為止」,從而隱約透露出撰寫該命令的人,身為親身經歷過大革命和目睹無數斷頭台的人,內心深藏著的終極想望。而法國人在盼望了整整兩個世紀後,終於盼來了國會通過這項所謂「新的不同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