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學生的寫作能力，正以雪崩的速度在崩壞」，身為教師這樣的發言既不科學也不道德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筆者並沒有全盤否定中國古典語文，只是必須反思中國古典語文要在什麼比例和架構下教授和薰陶，才是必較健全的做法，也才能夠體現而不是壓抑台灣多元語種和多元文化的歷史與現實。只是對於那些大中國主義者而言，多元語言與文化只有在以中國為骨幹的框架裡才有意義，才會被認可。

文：黃涵榆（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台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知名高中教師作家蔡淇華日前一篇〈台灣學生的寫作能力，正以雪崩的速度在崩壞。PS.教學30年，帶校刊23年，超有感〉的臉書貼文引起熱議，作家廖玉蕙強力回擊，指出蔡的心態才是問題的核心。

筆者無意詳談這些不同意見的交鋒，但蔡淇華的貼文有意無意以自己宣稱的豐富教學經驗，將自己擺在知識權威的位置，更犯了「過度普遍化」的邏輯謬誤，這種謬誤經常出現在各種刻板印象。

就教師的職責來說，這樣的發言既不科學也不道德。任何一個老師，特別是這樣堂而皇之在社群媒體上，都沒有嫌棄學生的權利，也不應該動輒論斷高低成敗，甚至宣揚某種毀滅論。

也許有學生真的沒有掌握寫作的要領，但個別的原因也許很複雜，很難一概而論，更何況寫不好的學生更需要被鼓勵，不是這樣一次貶抑整個世代，讓學生強化、內化負面評價，寫不好的更不敢寫、不想寫。

筆者無意否定蔡老師或任何老師的付出，包括筆者在內的每個老師都得時常反省給學生多少學習的誘因。我一直相信能夠保留最多可能的教法就是最好的教法。身為一個資深教師，本身也出版寫作方面的書籍，做出這樣的公開發言實在值得商榷。

如果中學生的寫作能力有什麼問題，恐怕最需要檢討的重點是所謂的「國文」教育。從筆者所經歷的文學研究訓練和自我的探索來說，文學生產有其特定的政治、社會、文化與歷史情境，文學詮釋也因此應該脈絡化。

但是文言文長期以來在台灣中學的語文教育裡被神聖化，成為跨越歷史時空的經典、權威甚至教條。整體的「國文」教材裡充斥「偉人」教忠教孝與文人騷客附庸風雅，背誦詩詞古文成了平時教學和考試的重點。

在一個多元文化的民主時代裡，要求學生背誦《出師表》、《赤壁賦》，背不出來還有可能要罰寫，到底能給學生什麼樣的寫作能力的薰陶呢？還是在遵古賤今，揠苗助長，強迫學生提早老成世故？

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國文」教育，說穿了就是大中國主義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環，台灣在進入民主化時代之後，每當有識之士提出「國文」教學的改革倡議，或調整文言文比例的訴求，就會有類似「搶救古文聯盟」和一些統派作家跳出來扣上去中國化的大帽子，恐嚇沒有古文學生就不會寫作、語言和文學素養就會崩落。

必須澄清的是，筆者並沒有全盤否定中國古典語文，只是強調必須反思中國古典語文要在什麼比例和架構下教授和薰陶，才是必較健全的做法，也能夠體現而不是壓抑台灣多元語種和多元文化的歷史與現實。

對於那些大中國主義者而言，多元語言與文化只有在以中國為骨幹的框架裡才有意義，才會被認可。馬英九說他「把原住民當人看」，整天把中國經典掛在嘴邊、自詡中國帝王的柯文哲說原住民青年追求轉型正義是在無病呻吟，某張姓作家在前總統李登輝過世時發布賀詞，這些恐怕都不是偶發事件。

筆者誠摯感謝一些第一線的老師努力突破現行課綱和教材的限制，還有一些學者、作者和團體嘗試編輯另類的語文和哲學教材，帶給學生更多教學、寫作與哲學思辨的啟發。

寫作課應該教什麼、怎麼教？老師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要培養學生的什麼能力與特質？或者從一個哲學的層次上來問，寫作是什麼？這些問題都應該是我們在爭論學生的寫作能力是否崩壞的時候，要被嚴肅思考的問題。

筆者認為具有積極意義的寫作課應該從自我探索出發，細心觀察和深刻描述周遭的現實（例如一個難忘的事件或一個寓意深遠的物品），進而發展出在地關懷與認同、公民意識（例如性別平權、族群平等、環保、社會正義等意識）與國際觀。

改革後的歷史課綱以台灣為主體，從東亞和世界認識台灣，不再像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獨尊中國史的歷史教學架構，台灣、東亞和世界都只是中國史的註腳或附庸。台灣的語文教育也應該依循這樣的改革進程。

具有積極意義的寫作不可能脫離豐富的閱讀，每一種語言、文學與文化都有其優美之處，都能夠為寫作提供素材與靈感，語文教學不應該被限定於在任何單一的傳統。也不一定要為什麼偉大真理服務，更不是要服膺、歌詠什麼偉大的文學文化傳統，甚至是應該要突破和挑戰傳統。

對我而言，寫作課應該是要幫助學生找到適合自己能有所發揮的題材類型和表達方式，不是強化優美詞藻、絢麗的寫作技巧和文學經典，更重要的是，應該要脫離考試的枷鎖，不要讓考試（即使是無可避免）引導寫作教學。

寫作除了需要細心觀察和冷靜思考之外，也需要經驗與情緒的沈澱，適度的孤獨也有其必要，這在當前網路科技和社群媒體氾濫的時代顯得格外困難，也因此更加珍貴。

筆者無權也無意指導現今的語文教育和寫作課如何實現這些條件，但我很確定，絕對不該以不變應萬變，反覆強調文言文和所謂的「國學」不容質疑的地位，更不是自以為是地指責整個世代的語言能力崩壞。

說個玩笑話。幾年前我教的寫作課班上有學生經常缺交作業——我一向不會嚴格限定繳交期限，因為我一直認定寫作的各種條件都需要時間醞釀，特別是對那些「慢條斯理」的作者來說，應該容許學生情感和理智上拒絕表示什麼——我常笑著跟他們說，「沒有遲交缺交的問題，你們用自己的人生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