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統治》:同性戀,構成了基督宗教的罪與基督宗教的愛之無縫結合

《宗教統治》:同性戀,構成了基督宗教的罪與基督宗教的愛之無縫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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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湯姆.霍蘭的論證,現代人的道德倫理觀念,包括眾人平等、慈善濟貧、婚姻忠誠等,並非普世生成,而是被這個獨特文明持續影響的成果。許多被視為與基督宗教對立的概念,諸如科學、世俗主義,甚至無神論,都根植於基督文明的溫床。

文:湯姆.霍蘭(Tom Holland)

新的改革(摘錄)

只有基督徒,由於他們對於理性的狂熱憎恨,決心根除異教的學問,才阻止了古代世界走上蒸汽機和棉紡廠的道路。教士們故意地把自己覆寫在任何帶有哲學意味的東西上。教會的勝利扼殺了所有朝向人道和文明社會的東西。黑暗降臨到歐洲。千百年來,教宗和宗教裁判所一直努力扼殺任何好奇心、探究或理性的火花。

這種狂熱主義最值得注意的烈士是伽利略。他因為彰顯了地球圍繞太陽旋轉所帶來的懷疑的陰影而被折磨,正如伏爾泰所說:「在宗教裁判所的地牢裡,呻吟度日。」 那些嘲笑達爾文進化論的主教們,對大猩猩提出冷嘲熱諷的問題,他們只是這場與基督宗教一樣古老的戰爭中的最新戰士。

中世紀的基督宗教被描繪成落後和偏執的地獄,一直追溯到路德。赫胥黎作為一名選民的自我感覺――正如同代人很快注意到的――有著一種熟悉的激進特質。「他具有道德認真、意志力、對自己信念的絕對信心,以及給全人類留下深刻印象的願望和決心,這是清教徒性格的重要標誌。」

然而事實上,許多不可知論者越來越相信,只有科學有能力回答關於生命更大目的的問題――這個來自於古老苗床的問題。從前,自然科學成了自然哲學。中世紀神學家在創造的造化之工與驚奇之前所感受到的敬畏,並非沒有出現在《物種起源》中。達爾文以鏗鏘有力的方式在其結論中宣稱:「這種對於生命的看法是宏偉的。」

相信宇宙或許以人類理性可能理解的律法運行,而這些律法的結果是「最美麗、最令人感到驚嘆的」,這種信念使得達爾文直接連結到古老的阿伯拉德。在德國,當達爾文主義者幻想教會可能很快就會以天文學的祭壇作為特色,並裝飾上蘭花時,他們對基督宗教那尊貴的渴望就變得清晰起來。科學與宗教之間的戰爭至少部分地反映了兩者對共同繼承的主張。

達爾文的基督徒妻子,在她最後的日子裡表達了許多恐懼,這似乎預示著什麼。達爾文去世後不久,她寫信給她的兒子,坦白地說道:「你父親認為所有道德都是透過進化成長起來的,這個觀點讓我感到很痛苦。」 看起來,已經不存在哪些基督宗教的教導是科學家猶豫而不敢介入的。當一些訓練有素的望遠鏡正在火星上試圖偵測看不見的輻射蹤跡時,其他人正在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臥室。在這裡,正如薩德侯爵一向的抱怨,最終源於保羅的道德規範繼續規定著可被接受的行為界線。達爾文和他的理論已經帶來了巨大的騷動。

天擇的運作取決於繁殖。就研究領域來說, 人類交配習慣的研究與鳥類或蜜蜂的交配習慣的研究同樣合法。這為科學家提供了調查性行為細節和多樣性的許可證,特別是那些與達爾文的國家相比,對性比較不會感到尷尬的國家。這些調查的規模之大,可能連薩德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西元一八八六年, 當德國精神病學家理查德.克拉夫特.埃賓(Richard von Krafft- Ebing) 發表了一份關於他所謂的「病態戀物癖」的調查報告時,他的研究範圍之廣使他的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遠遠超出了其研究對象的學術圈子。六年後,《精神病的性》(Psychopathia Sexualis)的英文譯本使得一位評論者哀歎其龐大而沒有辨別能力的讀者群。他抱怨說,整本書應該以拉丁文的晦澀來呈現和表達。

然而,古典主義者仍然可以從中找到很多東西來激起他們的興趣。特別是一個詞,一個希臘語和拉丁語的混成詞。「同性戀」(Homosexualität)這個詞於西元一八六九年被提出,當時是為普魯士道德法小冊子的作者提供了發生在同性之間的性關係的簡略表達。當然,這正是保羅在給羅馬人的書信中嚴厲譴責的行為類別,而阿奎那將之定義為雞姦。

然而在啟蒙時代,就像貝爾納迪諾的時代一樣,這個詞仍然是一個棘手的詞。例如,在西元一七七二年,當薩德被裁定與婦女發生肛交時,他在法律上被定罪為雞姦。現在,克拉夫特.埃賓憑藉熟練的解剖學家的精準,成功地用一個詞識別出保羅譴責的性行為類別。也許,這只有醫生才做得到。

克拉夫特.埃賓對同性關係的興趣是源於科學家的身分,而不是道德家。為什麼男人或女人選擇和自己相同性別的人上床?這似乎違背達爾文的理論。傳統的解釋是,這些人是貪婪的掠食者,他們未能控制自己的慾望,導致他們厭倦了上帝所註定的自然,對精神病醫生來說,這樣的解釋似乎越來越不恰當。

克拉夫特.埃賓認為,「同性戀者」更有可能成為潛在病態狀況的受害者。無論是被視為遺傳、代代相傳的疾病,還是由於懷孕過程的意外,他都很清楚同性戀不應被視為一種罪,而應被視為一種非常不同的東西:一種不可改變的狀況。他認為同性戀者是一種傾向的產物。因此,基於基督徒對不幸者的關心,他們應該得到基督徒慷慨和同情的對待。

大多數基督徒沒有被說服。克拉夫特.埃賓的研究向他們對性道德的理解提出了雙重挑戰。《精神病的性》提出,有些人對經文譴責為不道德的性活動的興趣,是源於不由自主的喜好,那麼,同樣令人不安的,它是否也暗示教會歷史上的許多人本身可能一直受制於反常的性需求。當克拉夫特.埃賓發明「虐待狂」一詞來描述那些透過施加痛苦以享受情色樂趣的人時,他含蓄地將侯爵與柯那德.凡.馬柏格(Conrad of Marburg)等宗教裁判所的成員聯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