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煉金術》:華人支配經濟引民怨?為何印尼與馬來西亞都曾爆發「五月暴動」

《帝國煉金術》:華人支配經濟引民怨?為何印尼與馬來西亞都曾爆發「五月暴動」
1998年5月14日在雅加達爆發的黑色五月暴動。Photo Credit: Getty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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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煉金術:東南亞的民族主義與政治認同》作者安東尼.瑞德指出,少數華人企業家全面支配民營企業引發的民怨,是造成印尼與馬來西亞兩場暴亂的潛在主因。在這兩場暴亂中,儘管華人控有大多數的城市資本,但多數人的社群掌控了街頭與保安部隊,擁有使用暴力手段的主控權。也因此,攻擊華人財產既能提醒華人看清自己的軟肋,但是相對而言,這也是對政府或「體制」洩忿的比較安全的辦法。不過,這兩場暴亂幕後的政治動機非常不一樣。

文:安東尼.瑞德

兩次五月暴動

1998年5月13日與14日兩天,印尼發生現代史上最嚴重的暴動,都市暴民攻擊他們的華裔同胞,死了好幾百人(不過大多數死者都是搶劫商家、困在起火燃燒的建築物裡的非華人暴民),至少有180名婦女被強暴,財物損失以百萬美元計。這次暴力事件是造成蘇哈托總統垮台、隨後印尼跌跌撞撞走上民主轉型之路的一項因素。在蘇哈托垮台之後,印尼陷入一場嚴重的轉型危機,這場危機的影響至今尚未明朗。

而在整整29年前,也就是1969年5月13日,也有類似的暴動。馬來亞各地城市的暴民攻擊他們的華人同胞,焚毀華人店舖,把華人從汽車裡拖出來,殺害約170人,造成龐大財產損失。儘管華人無力反擊,但在這場前後三天的動亂中,擁有壓倒性優勢的馬來保安部隊,逮捕的華人卻比馬來人多了兩倍有餘。這場創痛是馬來西亞獨立後的重大危機,永久改變了馬來西亞社群的政治立場與關係。這兩場五月暴動震驚了全球國際社會,因為它們在國際媒體眾目睽睽之下,發生在兩個欣欣向榮的新國家核心地區。在這兩場暴亂中,統治當局的立即反應都是指責受害者,大談如何縮減華人與其他群體之間的財富差距之道。

馬來西亞這場暴亂,讓首相東姑.阿布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領導下原本看似安和的多元種族國度從此充滿暴戾之氣。族裔管理的重要性在一夕之間大幅提升。東姑.阿布都拉曼因信譽破產而失勢,敦.阿布都.拉扎克(Tun Abdul Razak)則於政壇崛起,開始推動「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將馬國經濟重心從農業轉移到能夠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都市製造業。

「新經濟政策」為半島地區的馬來人提供一條前往城市的途徑,取得始料未及的成功。在經濟一片大好聲中,「布米普特拉」(bumiputra,指土地之子)名下資產持有率從1969年的1.5%增加到1982年的15.6%,英國人名下資產迅速銳減。但新經濟政策在教育、政府聘用、合約與執照方面顯然偏袒馬來人,造成主張永久性種族分裂的社會期待與態度。此外,新經濟政策讓那些經濟、政治影響力兩缺的族群──特別是婆羅洲的印地人與土著──更加陷於困境。

少數華人企業家全面支配民營企業引發的民怨,是造成印尼與馬來西亞兩場暴亂的潛在主因。在這兩場暴亂中,儘管華人控有大多數的城市資本,但多數人的社群掌控了街頭與保安部隊,擁有使用暴力手段的主控權。也因此,攻擊華人財產既能提醒華人看清自己的軟肋,但是相對而言,這也是對政府或「體制」洩忿的比較安全的辦法。不過,這兩場暴亂幕後的政治動機非常不一樣。

在馬來西亞,透過第一次選舉(1955年)以來確立的選舉系統,一直存在著種族權力鬥爭。鬥爭涉及的議題都是老生常談──教育、語言使用、平權措施以及這「究竟是什麼國家」的相關象徵性議題。而早在獨立以前便已建立的政黨系統,是兩大關鍵政黨的聯盟,一方是馬來貴族領導的「馬來黨」(Malay Party),一方是大企業領導的「華人黨」,此外馬來亞印度人也組黨謀求平衡。1970年代,由「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衍生的組織「聯盟」(Alliance)在執政後採取族裔中間路線。他們在主要是馬來人的農村選區大力支持馬來候選人以對抗伊斯蘭反對黨;在都市選區則支持華人或馬來亞印度候選人,對付比較偏左、總是以多族裔為號召、但由華人主控的反對黨。「聯盟」一旦過於傾向馬來人一邊,就會失去「華人」席次,但是倒向另一邊,或在象徵性穆斯林議題的鬥爭上落敗時,它會失去「馬來」席次。兩大關鍵政黨於是重新展開討價還價,以解決政策與權力分配問題。

在1963年馬來西亞立國之初,新加坡原為馬國一部分。儘管之後由於排除新加坡(1965年),然後逐步推動民主改革,半島地區的馬來人鞏固了他們的主導優勢,但在立國之初,他們的這項優勢並不穩固。1969年是馬來西亞排除新加坡以後舉行的第一次選舉,疲態漸露的「聯盟」在兩方面都遭到反對黨攻城掠地。儘管馬來人在東海岸地區獲得絕對的優勢,此區多數州政府落入馬來/穆斯林反對黨手中,但是雪蘭莪(Selangor)都會區政權的易手讓許多馬來人感到不安,因為馬來人的政黨似乎就要被一個華人政黨擊敗。許多人因此認為種族權力均勢已經轉變,而1969年的馬來西亞暴動就是針對這項轉變的一種直接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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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八旗文化提供
1969年五月暴動之後的吉隆坡

而1998年5月的雅加達反華暴動與殺戮,以及發生在蘇拉加達(Surakarta)等地規模較小的反華事件,在類型上非常不同。這些事件與1969年發生在吉隆坡與1997年與2000年發生在斐濟(Fiji),或與發生在東歐巴爾幹半島的各種「種族清洗」事件不一樣,它們並非不同種族在鬥爭中用來刻意消滅彼此的武器。因為華人在印尼人口中占比不到2%,而相比之下,1969年的華裔人口占馬來西亞總人口的35%。大體而言,這些華人在語言與文化上非常印尼,他們被歸類為一種典型的「賤民」或「局外人」企業主類型,除了靠走後門行賄以外,他們完全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力。有人開始在精英政治遊戲中用攻擊華人的方式向各種對手示警,這種情況在1998年最初幾個月變本加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