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腳印》：少了林布蘭的荷蘭藝術與其說是不難想像，不如說是少了他更合理

林布蘭根據人類的經驗重新詮釋《聖經》中的歷史與神話，但是他這種重新詮釋仍然是出於情感上的回應，根據的信念依然是對啟示宗教（revealed religion，教義來自於上帝）的信仰。和林布蘭同時代的其他傑出人物，則在尋找另一種不同的真理：一種必須透過知識手段來建立，而非以情感途徑獲致的真理。

想觸及這種真理，若非累積實物觀察經驗，不然就得靠數學；在這二者當中，數學對17世紀的人而言，無疑是更有魅力的解決方法。事實上，數學成為當時頂尖人物的信仰，因為他們相信數學傳達出「經驗可以透過理性來加以統合」的信念。

英國的培根是當時唯一不是數學家的哲學家。他認為自己可以憑藉卓越的悟性來格物致知，解決每一個問題。的確，培根真的很聰明！他曾經把你我最執著不放的信念加以分類（例如：未經獨立思考、視之理所當然的「種族偶像」〔Idols of the Tribe〕，與人云亦云、道聽塗說的「市場偶像」〔Idols of the Market-Place〕等），他的作為在現代仍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

不過，相較於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帕斯卡（Blaise Pascal）、斯賓諾沙（Baruch Spinoza）等法國與荷蘭的後進傑出思想家們，培根的名望就有點黯淡了。原因和他的政治立場無關，而是因為他缺少17世紀的那種主流信仰，也就是對數學的信仰。

與培根相比，笛卡兒是一位極富同情心的人。他出身軍旅，還曾寫過談論擊劍的專書，但很快就發現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思考」——這種興趣不僅極為罕見，而且不受人歡迎。某天笛卡兒的朋友早上11點去找他，發現他還躺在床上。友人問：「你在做什麼？」他回：「思考。」友人聽了就拂袖而去。為了躲避他人的干擾，笛卡兒搬去荷蘭生活。他說，阿姆斯特丹人忙著賺錢，沒空理他。但人算不如天算，老是有人打攪他，他只好不斷搬家。在荷蘭，他搬了24次家，其中有一次顯然搬到哈倫附近，因為哈爾斯畫過他的肖像畫（圖8-14）。

Photo Credit: 野人出版

笛卡兒就像達文西一樣，什麼都要研究，像是胚胎、光的折射、漩渦，都是達文西感興趣的題材。笛卡兒認為，所有物質都是由漩渦構成的，漩渦的外環是一大圈曲線渦旋臂，小小的漩渦內核則不斷被中心點所吸入。無論他這話想表達什麼（說不定他正在思考柏拉圖的《蒂邁歐篇》），有一點卻很神奇：我認為笛卡兒從來沒看過達文西的漩渦素描，但他的描述卻與之不謀而合。

然而，與達文西永無止境的好奇心相比，笛卡兒則多了（甚至有點太多）法國人的有條不紊，他的所有觀察都是為了建構一套哲學體系。這個哲學體系的基礎建立在「絕對的懷疑論」上，而懷疑論起源於蒙田追根究柢的那個疑問：「我知道什麼？」只有笛卡兒得出答案：「我知道我在思考」，反過來說，就是「我思故我在」。他的根本論點在於：他有可能懷疑一切，唯有「他正在思考」這一點，卻無庸置疑。

笛卡兒希望能屏除一切成見，不受習俗與慣例所影響，回到對事實最直接的體驗。想為笛卡兒的這種觀點搭配插圖說明嗎？不必捨近求遠，荷蘭就有。視神經傳回什麼訊息，畫家就怎樣把它源源本本地畫出來，針對這一點，沒人比台夫特的維梅爾更堅持。維梅爾的作品沒有絲毫受限於先備知識的偏見，也不會為了便宜行事而採取某種風格。

看看他的《台夫特風景》（View of Delft），當中運用的風格手法之少，實在叫人震驚。這幅畫乍看就像一張彩色照片，實則其中蘊含了無限巧思。《台夫特風景》呈現的不只是荷蘭的光影，更是笛卡兒所說的「心靈的自然之光」。其實，維梅爾與笛卡兒有不少相似處。首先是他們避世、離群索居的性格，但維梅爾不會每三個月就換一間房子住，他反而很愛自己位於台夫特廣場的家，持續以此為主題作畫。

維梅爾室內畫中的素淨裝潢（圖8-16），其實就來自他屋中的每一個房間。維梅爾也同樣對登門拜訪的人抱著疑心，曾經有位知名收藏家專程拜訪他，維梅爾卻告訴對方自己沒有畫作能供他一覽，但這絕非事實。因為維梅爾過世時，家中其實藏有他未出售的各時期作品。維梅爾只想要安靜度日，這樣才能享受賞鑑之樂，並透過生活的精巧平衡發現真理。

Photo Credit: 野人出版

在維梅爾繪製一系列室內畫的10年前，英國作家艾薩克．華爾頓（Izaak Walton）把「寧靜致遠」（Study to be quiet）這幾個字，題寫在那本頌揚釣魚藝術和精神的《釣魚大全》（The ompleat Angler）的書名頁上。而在同一時期，還有兩個教派應運而生：寂靜派（Quietism）與貴格派（Quaker）。

就我所知，第一位體認到笛卡兒那種需要用理性來梳理感性需求的畫家，是善於繪製教堂內部細節的嚴謹繪畫大師珊列丹（Pieter Jansz Saenredam）。他從1630年代開始，就從自然中取材作畫，但往往一幅畫費時超過10年或15年，直到他能在畫中呈現出平靜和終局（finality）之感，使畫中場景彷彿是貴格派教友的理想聚會場所為止。珊列丹無比精準地擺放每個細節，那些小小、黑黑的窗戶，教堂內的長凳，以及菱形的葬儀紋章（hatchments），令人聯想到印象派畫家秀拉（Georges Pierre Seur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