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何苦為難女人？從「子宮家庭」理解過年婆媳大戰背後的社會運作邏輯

在近代，過年仍是台灣重要節慶。隨著疫情相關政策逐步放寬，人們開始戴著口罩返鄉過節、相互拜年，也藉著新春時刻除舊布新、親友相聚、聯絡感情。不過，也正是在如此強調密切互動的日子，人與人相見有著喜悅，也可能充滿矛盾。特別是在這看似性別平等意識抬頭時代，婆婆和媳婦之間仍「不免俗」展開何時回婆家、能回娘家住幾天等的過年移動大戰。那麼，究竟這一齣在台灣社會上演的婆媳大作戰戲碼，背後蘊藏什麼樣的社會結構與女性角色的轉變？

女人為何為難女人？

從媳婦們在網路上發布的過年取暖文，通常可見婆婆們認為應該遵循傳統節慶的規矩：平常娘家也沒少回，更何況都已經為人妻，為什麼非得挑過年時回去？媳婦們則不乏指出自己平時對家庭的貢獻（無論是上班共擔經濟，或成為全職媽媽照顧小孩），或是和夫家情感聯絡（例如平常也有做到陪伴公婆、傳訊息噓寒問暖，或生日節日送禮等），但卻難以開口表達過年想提前回娘家，甚或因為有夫家親戚在初二來訪，媳婦被婆婆要求留下來一起聚餐，壓縮回娘家的時間等經驗，種種事件令她們進退兩難，也對於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無助，只好上網尋求同為天涯淪落人的慰藉。

然而，從大部分內文所描述的互動細節，也確實能看出身為婆婆的女性，亦「勞心勞力」的為家族或家庭維繫關係，那麼為何最後成為「女人為難女人」的局面？這或許呈現了當代婆媳在傳統性別文化下拉扯的身影，而如此集體處境，也反映婆媳互動關係產生的矛盾，或許並非僅有婆婆或媳婦的個人因素（如個性）等造成，社會家庭的性別結構運作其中。

事實上，在瀏覽媳婦們抒發文的同時，讓筆者想到韓國書籍《身為媳婦，我想說》（며느라기）的情節場面：韓國中秋節過年祭祖時，婆媳忙進忙出，一會烤年糕一會烤肉，等菜上齊後，媳婦被婆婆喚去坐在位於角落的桌子，男人們則早在主桌將餐點吃到快見底。他們向婆婆稱讚媳婦真勤快，又「同理」媳婦也要上班真辛苦，並要求婆婆替他們加湯，媳婦主動提出幫忙，婆婆邊把湯碗遞給媳婦，邊暢聊職場婦女哪有辛苦，現在男女都要賺錢才平等，媳婦獨自在廚房撈海帶湯，耳邊傳來男性親戚們贊同的聲音：「就是說呀，現在時代哪有什麼性別不平等了！」從上面書籍場景，可見性別不平等即是以如此幽微的模式，滲透在日常生活互動當中，讓人們身在其中卻渾然不覺，或難以明說。

特別是過年節慶將可能深化其中的性別權力不對等關係，突顯在地社會的家庭性別結構。例如이영주（2005）的研究及指出，在韓國脈絡裡，這不僅是婆婆「個人喜歡」召喚媳婦，而是在韓國社會性別角色配置下，韓國婆婆往往承於維護家庭秩序與執行性別角色任務。也就是說，即使夫妻與公婆進行分家，她仍會隨時介入或參與下一代的家庭，再製媳婦應於婆家取得地位的重要性，也因為媳婦與婆婆同身處於一個父系家庭內，彼此有時會無法和睦、信任或產生矛盾關係。

而在台灣習俗上，亦可見文化裡的性別權力配置不對等，包括認為女性嫁人後，初二才能回娘家，否則會為雙方家庭帶來厄運，但如此社會藉由文化包裝來控管女性服從男性配偶家庭，以及將女性視為帶有災難意味的文化建構，或把已婚女性客體化為「娘家外人」，來恐嚇或限制女性的人身自由，皆具體呈現了性別不平等與性別歧視所在。

傳統與當代的女性角色拉扯

除此之外，台灣社會的家庭結構又有何特點，讓過年往往成為婆媳關係的拉鋸戰場？或許可以從Margery Wolf（1972）以台灣鄉村為場域，研究女性與家庭之間的關係後提出的「子宮家庭」（uterine family），協助我們看見過年婆媳大戰背後的社會運作邏輯。「子宮家庭」核心概念，在於台灣父系家庭體制下，以母子紐帶為主軸的家庭模式，將可能大幅影響女性未來成為異性配偶後的角色位置。也就是說，當女性從原生家庭轉為另一個家庭時，會透過生育兒子鞏固位置，在父系家庭裡建立起自己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