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序的心靈》導讀：美國價值觀的根源如何從聖經與共和傳統，慢慢趨向個人主義？

文：邱炫元（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導讀】追尋重建締造公民社會連結的價值

暢銷社會學著作與美國「文化的」社會學

從一九七九年開始，貝拉跟當時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四位年輕研究生合作，歷經五年對兩百多人的訪談及跟隨一部分受訪者近身田野觀察，完成《失序的心靈》。但該書並非單純僅著眼於受訪者價值觀或個人生涯歷程的微觀研究，貝拉試圖運用美國社會變遷的歷史分期作為外在的宏觀架構，去探討美國價值觀的根源，如何從傳統的聖經與共和傳統，慢慢趨向個人主義的走向。

《失序的心靈》的作者群來自社會學、哲學與臨床心理學各領域，最後全書統整於貝拉之手，但它在學界的影響力大大超出社會學的範疇，橫跨政治學、宗教與神學研究等不同領域。

該書探討美國人如何透過私人與公共生活尋找人生的意義，但它並不是一本庸俗的心靈雞湯之類的書籍，而是探討個人主義的興起和工業社會的發達，如何致使傳統價值傾頹與社會資本流失，引起美國社會大眾的閱讀興趣與廣泛討論並成為暢銷書，於一九九六年和二○○八年二度改版，已經超越純學術作品的意義，讓這本書成為探討美國價值文化的一本具有影響力的公共社會學著作。

美國社會學名家甘斯（Herbert Gans）在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中，甚至估計這本社會學著作賣出四十多萬冊。不過，此書雖帶著社會學科普的印記，但若能多了解該書在美國社會學知識傳統的背景，應更能幫助我們窺得書中的堂奧。

以文化價值為前提來導引行動者的社會學

貝拉和知名的美國文化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在哈佛大學唸博士時，曾經同時受業於美國結構功能論的建立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門下。帕森斯認為文化與社會結構是影響行動者的重要驅動因素。然而，帕森斯的討論方式是採取抽象性的理論推導，而貝拉與紀爾茲兩人則各自透過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經驗研究取向將其落實。他們相信，文化價值就像一種劇本，可以賦予行動者一種價值的圖像並導引其行動作為。這種奉文化價值前提來導引社會行動的預設，形塑出美國獨特的「文化的」社會學（cultural sociology）傳統。

若細究這個「文化的」社會學理路根源，還是得說說來自帕森斯對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宗教社會學的涉獵與譯介。韋伯認為各種世界宗教的倫理提供了某種世界圖像，這些世界宗教因為時間日久而發展出更精緻與系統性的神義論，解釋了神的本質、世界的運作法則、人類的不足與罪咎，以及如何在俗世間透過一整套救贖方法，來超克現世的局限和人類自身軟弱，邁向解脫與得救的彼岸。

儘管不同的宗教會發展出類型各異的神義論和救贖方法，但在各個教團中，都需要個人宗教資質與修練程度較為特出的宗教達人，如巫師、祭司或先知，作為教團的主要承擔者來帶領平信徒或是特殊的階級群體，在神義論的導引和承擔者的帶領下，依循著不同的宗教倫理類型和救贖方法，對應世界而產生相隨的社會行動。

在這樣的框架下，我們可以看到貝拉以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民主在美國》在一八三一年從美國的調查旅行所觀察到的新教徒墾殖社群，做為對照的原型。這群宗教移民到美洲大陸甩脫了歐洲的封建結構，而建立新的、帶著濃厚宗教色彩的墾殖社會。他們得以擺脫身分階級的羈絆，相信在基督信仰的導引下，用一己拚搏努力可以博得自身的財產和實現自由，在這種開放樂觀自信的氛圍中，造就新墾殖社會的民主體制。貝拉認為，托克維爾看出美國的清教徒移民社區孕育了共和（政體與公民）、聖經（基督新教）與追求個人成功與自由的個人主義傳統。

對於一九八○年代的美國社會，該書在受訪者中標定四種典型的行動者（美國價值的承擔者），他們分別是企業家、小鎮主委、心理治療師和社運領袖，考察他們如何在事業經營之餘反身關照，回歸家庭與親密關係，深度投入社區事務找尋安身之道，或在心理治療的執業中與不同的個人經驗交流豐富自我，也有投身改造社會的倡議與運動中，教育群眾來建立公平社會。這四種類型各自經由不同的行動軌跡追求他們心目中成功、自由與公益的目標。

對新資本主義的針貶：追尋重建締造公民社會連結的方程式

托克維爾在當時就意識到，美國新社會所激發的個人追求資本主義雄心，也導致個人主義的膨脹，將追逐一己之利視為無上原則，而造成社群連帶的侵蝕。另一方面，工業發達造就因為企業獲利的新貴階級，在新的工業化社會中，托克維爾已經預見後來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分立，和資產階級即將主宰未來的景象。

貝拉在建立於托克維爾對美國民主和公民社會的分析基礎上探問，一九八○年代美國社會在雷根主政所推出的一系列私有化政策，如何解除政府對於企業的管制和縮略政府的社會福利挹注。此私有化政策進一步造就金字塔頂端權貴階層財富的快速增加，加大了貧富差距。雷根政府逐步放棄美國源自二戰後的凱因斯主義和羅斯福新政，諸如擴大公共預算支出來保障充分就業和確保勞工的權益等措施，國家不再扮演強力保護勞工與調節勞動薪資的角色，讓芸芸眾生更倚賴自食其力與盈虧自負的原則，來面對資本主義的波動與不安穩的挑戰。

與此同時，雖然雷根政府看似透過揚棄政府對社會與私部門的不當干預，以及釋放更多企業自主運作的空間，卻也放棄承擔社會福利與安全保險的責任，在面對諸多社會不公平的議題時不願深入了解民意所向，卻寧願委任更多的技術專家所組成的特別委員會直接來制定政策，而造就所謂的「管理社會」。相反的，有識之士主張應該回歸以公民社會為主的「經濟民主」來尋求解方，而非一味地信任專家的技術領導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