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順貴：「超徵」是難能可貴的政績，執政黨面對外界質疑竟如此蒼白無力，令人費解

文：詹順貴

年度實際稅收額經常較編列歲入預算時預估的稅收數額多或少，這是舉世皆然的普遍現象。但在台灣，在野黨政治人物竟然可以將實收稅額比預算額多的情況影射成是違法徵收。執政黨自己的民意代表不但沒有積極協助澄清，反而跟著瞎吵發現金，還有人抨擊是「行政失靈」，顯然整個執政黨看起來還陷在去年底敗選的慌亂之中。

關於年度實際稅收比預算預估數額多與少，新聞上普遍稱前者為「超徵」，後者為「短收」。也許因為人民被課稅心裡會痛，超徵的「超」字又容易引起誤解，加上去年超徵高達4950億元（1月10日財政部最新結算數字），因而讓別有居心的政治人物有了更多扭曲操作空間。

有趣也荒謬的是，直轄市也都相同的「超徵」議題，但藍、灰（柯文哲的台民黨）猛攻中央執政民進黨的政客，對於國民黨執政的台北、新北與台中三都的市長是否也應比照發現金時都答要優先用於還債時，卻明顯地有兩套標準。執政黨完全無力反擊或捍衛最初不計畫發現金「還稅於民」的立場。

更令人訝異的是，依財政部所公布的2021年度稅收統計資料，實際稅收也比預算額多出高達4034億元（另有一說，經過回補稅，是4327億元）；此外，立法院法制局2018的《政府對於稅收超徵問題如何因應》研究報告，也指出2014年至2017年總共也超徵5000多億元。面對這種可說是常態的現象以及為何會超徵的原因，行政團隊的對外說明或辯駁雖然很清楚，但卻顯得非常蒼白無力。

而執政黨民意代表也只跟著在野黨起鬨，爭相對行政團隊喊要發現金，逼得蘇院長與蔡總統最後不得不轉彎決定發每人6000元現金。只能說整個執政黨大概仍然沉陷在去年九合一選舉大敗的慌亂之中，尚未清醒過來；至於強勢要求發現金的諸多立委，則已拋棄即將改組的執政團隊，選擇優先顧自己性命要緊。

其實用最淺顯的解釋，「超徵」就只是當年某一項或某幾項稅目的實收額，比前一年編列預算時得預估數額多，「短收」則是反過來，但政府在課稅時，仍是按法定稅率核課，所以是合法課徵稅收。這與「違法徵收」是指對人民課徵了超過法律規定所容許徵收的稅額明顯不同，但到了某些沒有良心的政客嘴裡，卻被刻意操作影射為違法徵收。

Photo Credit: 中央社

超徵、短收之所以常見，是因為稅收預算編列是在前一年初，即開始邀請經濟、財政專家對經濟景氣與可能牽動影響稅收的種種因素進行盤點推估，但不僅國際、國內政經情勢變化快，不可預測的因素也經常突然出現（如疫情爆發）。

以202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為例。財政部解釋，主計總處先邀請中央研究院等數機構的多位外部專家學者進行評估，做出2021年實質經濟成長率為3.9%等經濟預測，並認為受疫情影響，經濟成長可能區間在2%至4%之間，才以此評估基礎編列稅收歲入預算。但實際上當年度經濟成長率高達6.28％，所也實收稅額也比預算額多出4034億元。

2022年也是，財政部在編列202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稅收時，是以2021年後來調升的預估經濟成長率5.08%編列，但2022年實際經濟成長率卻達6.53%，帶動營所稅大幅增加。其次，個人綜合所得稅也由於實際經濟成長較預估數高，帶動薪資及盈餘分配所得扣繳稅款等較預期增加；另外，營業稅、遺贈稅、證交稅以及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也較預期增加。

課稅收入的預估，通常是以對經濟的客觀預測與過去經驗加以調整所產生，本身即有侷限，難以精準。前述立法院法制局《政府對於稅收超徵問題如何因應》研究報告稱此為稅收低估之行政疏漏，並表示我國稅制尚仍有合理化改革空間，已有見樹不見林、沒有注意到之前擁有財政專長的林全院長稅收優化方案之失；高嘉瑜立委指責此一現象為「行政失靈」，更是荒誕。

如前所述，實收稅額經常或多於、或少於預算額，是舉世皆然的正常現象。台灣於2017年至2019年的總稅收已分別高出預算額960、897及830億元，2021、2022連二年實收稅額更遠較預算額超出4000億元以上，最直接的表面原因，當然是預算短估、經濟成長高於預期，但攤開稅目項別，一定有更值得深入探究的成因。

當然，首先應該檢討的是，包括營所稅、綜所稅、營業稅、遺贈稅、乃至證交稅等幾項有著明顯遞增快速趨勢的稅別（如附表整理，2022年因尚未決算，先不臚列），為何連年稅收預估失準得那麼嚴重？

是評估模型、參數設定等出了問題？或對單純對來年經濟景氣變化的評估掌握失準？又或兩者兼而有之？無論出自哪一種，政府都應該於檢討出原因後，好好向國人致歉並說明改善方案。

Photo Credit: 詹順貴，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其次，如果進一步從時間序與超徵稅別，深入探究上述各稅別何以明顯快速遞增的原因，則可以發現稅制調整應該才是造成稅收快速遞增，並讓預估稅收模型追趕不上而形成所謂「超徵」的主要因素。

這些稅制優化調整方案，包括台灣於2016年實施房地合一稅、2017年推動反避稅制度、調高遺產及贈與稅率、2018年起分三年調高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實施股利扣抵稅額新制及跨境電商課稅制度等，在在都是奠定稅收增加的制度性基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