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印度女權不遺餘力的運動家們,為何反對判強暴犯死刑?

推動印度女權不遺餘力的運動家們,為何反對判強暴犯死刑?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因為他們要追求的,不是單一事件的「那個人」消失,而是「那種人」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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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為女童割喉案,廢死與反廢死在台灣鬧得轟轟烈烈的,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但在條理分明而具有邏輯思考規納性的辯證之外,也不乏情緒性的要概括性的判處死刑,又或是趁機獲取政治利益、煽動人民情緒,並一味的把話題帶往窄隘的死與不死的不肖政客。

在印度,死刑還是一個廣泛獲得民眾支持的處罰方式,而且印度處決的方式還是用麻繩吊死的絞刑,在2012年的新德里巴士強暴案,走上街頭的人們都高呼著性侵犯應該全部處以絞刑,民眾憤怒以及悲傷,甚至是到達一定程度的社會恐懼,希望「讓這個人消失」的怒吼完全可以被理解,但長期推動印度女權的運動家們,卻是死刑的反對者。

在民眾的抗議之下,印度國會通過法律修正案,使原本最高只能判處七到十年刑期的強暴罪,提高至最高可以判處死刑,但強暴案件卻依然猖獗,沒有因為政府所宣稱的「死刑震懾效果」,而受到有效的管控。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女權運動家,不斷爭取印度的司法改革、警察體系改革、教育改革、移工與婦女的社會照護等方向,去探討並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因為他們要追求的,不是單一事件的「那個人」消失,而是「那種人」消失。

全印度婦女進步協會(All India Progressive Women’s Association)秘書長,同時也是印度著名的女權運動家克里希南(Kavita Krishnan)在印度政府修法之際,就跳出來反對,因為這甚至會成為刺激強暴犯殺死受害人以毀滅證據的動機,而死刑也不是女權運動長期以來訴求的核心目標。人們把死刑當成是一個快速的解決方案,卻反而忽視了性暴力的根本原因,即使特定個案的強暴案被吊死,也無法阻止未來的強暴情況再次發生。

關於死刑與否,印度的女權運動圈有許多人和克里希南站在一起,但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例如新德里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庫馬里(Ranjana Kumari)就認為,這釋放出了正確的訊息,讓犯案者知道自己是逃不過的,但她也不斷強調,最重要的在於司法體系的改善,若司法體系不健全,判刑緩慢加上認罪率低靡的情況下,死刑依舊沒有效果。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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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的議題不斷的圍繞在「死刑」,無論是廢死還是反廢死上打轉時,「我們的社會生病了」這個最根本的原因,卻不斷的被刺激性言論,又或是指責謾罵選邊站的新聞給掩蓋了。從鄭捷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再到了現在的女童割喉案,我們看見的是這種隨機殺人行為的「仿效」,而「求死」成為動機。未來甚至有可能會出現更密集而頻繁的同類型事件,代表「來一個關一個,關一個殺一個」只是一種膝跳反應式的回應,我們只能恐懼的擔憂,之後相似的案件再次發生。

「社會生病了」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需要大範圍的投入政府、警察、社福機構、教育資源,乃至於各種防範措施的落實,就如同廢死聯盟法務主任苗博雅所說的,「除了殺掉『怪物』之外,我們真的在乎『怪物』是如何養成的嗎?」然而當耗時費力的社會反省與改善將苗頭指向政府時,死刑成為一個最好的擋箭牌。

回到印度,當時爆發大規模的抗議事件時,印度政府最大的回應就是修訂強暴法,許多資深女權運動家也批評這是印度政府逃避責任的方法,用最重刑責提高至死刑來安撫民眾的情緒,卻不仔細的從社會根本問題著手。除此之外,應該與法律相互配合的司法與警察體系問題依舊,等同在做表面功夫,社會層次的強暴動機與誘因也全被忽視。最終就算真的處死,消失的也只是「那個人」,未來卻還有無數的「那種人」。

法律除了形式,某種程度上也是基於人民害怕的心理而成立,因為那個處罰,無論是金錢上、自由上,或是身體上的處罰,是令人畏懼而不想要承擔的。可是在印度的強暴案件裡,我們看見的是因為政府失能,而人們對於法律效力心存僥倖。

而在台灣的隨機殺人案件裡,我們看見的是兇嫌「不怕死」,甚至是為求一死而犯案,這代表無論死刑存在與否,真正的核心都在於社會中那些層層疊疊而盤根錯節的問題。這需要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探討和完成,而不只是單一個人「死」與「不死」的問題。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