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讀《蒙馬特遺書》與《其後》：學運世代的同性情愛書寫，對當下已通過同婚專法的台灣何有特殊意義？

學運的主要訴求是「解散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而當時參與學運、並深受學運氛圍所影響的大學生們，被稱為「學運世代」，賴香吟與邱妙津即為其中一份子。將野百合學運場景置換為虛構紀實小說，在賴香吟筆下，展開故事序幕的正是台灣大學的活動中心，引領野百合學運沸沸揚揚的學生會、大新、大論等社團，皆在其中。《其後》是這麼寫的：

那是八○年代的尾聲，所謂五年級發芽的時代，不顧一切的努力，把知性與情感榨壓到極限，且往往是情感越過了知性，人人多少談一點文學、哲學、性別，也談環保、歷史、政治，種種，各個小圈子匯集在活動中心裡來去，那些圈子裡的許多名字後來在不同領域有了各自的光芒，但那是另外的故事了，如果巧合，這些人的記憶盒裡，應該還留著五月所描述過的二樓社辦裡的空間狼藉，人與人的愛情與競合，懷抱理想的青年男女，執著地和自己的風車戰得精疲力盡。

成長於台灣戒嚴時期的學運世代，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後，迎頭趕上了報禁、黨禁的解除，或投身寫作，或投身政治、擔任政府公職，或是參與非政府組織、於大學任教，寫作……。公共活動促成了人與人的聚合，賴香吟筆下「懷抱理想的青年男女」，除了熱情地談文學、哲學、性別、環保、歷史、政治…，還有許多「人與人的愛情與競合」。正是在這個理想與情愛聚合的活動中心裡，主人翁五月與敘事者「我」首次相遇，五月是「一張小臉，下巴裹著紗布，全靠一雙晶亮大眼睛打招呼」。相對於五月的活絡、熱情，有本事跟每一個人打交道，「我」則沉靜內斂。但那一天，彷彿情感宿命自縫隙趁虛而入，開啟了兩人往後寫作生涯交織相連：

五月忽地伸過手來摸她的衣衫：這麼薄？
這瞬間，彷彿打了個寒顫似地，某些平靜的事態被驚擾了。

《蒙馬特遺書》與《其後》羅列了學運世代大量的知識閱讀，包含歐洲新浪潮電影、日本近現代文學、英美社科知識。讀不完的書、說不完的話、走不完的路……，是學運世代知識青年的寫照，或許也是每一個世代的。走上出國留學的道路，也是每一個世代台灣文化菁英的寫照。

擅長後殖民理論的台灣女性學者王穎，曾在《變態台灣》（Perverse Taiwan）一書中析論《其後》中的後╱殖民現代性，並與賴香吟早先的作品〈翻譯者〉並讀，將之讀為戰後台灣菁英的書寫。王穎將《其後》讀成賴香吟異於常規的回憶錄，對於賴香吟所描寫的「五月」與敘事者「我」之間的友誼，王穎認為這些文本成為她們同性情感的指向、喻依，如法國新浪潮電影《憂鬱貝蒂》，象徵了她們未完成的愛情。

在〈憂鬱貝蒂〉一文中，敘事者「我」描寫了與朋友C到MTV挑選了電影《憂鬱貝蒂》觀看的經過，並以此帶出她與C的情感，在螢幕上演歡愉性愛的同時，敘事體以一貫參差對照的敘事手法，透過世代的氛圍，來為自身對於同性情感的退怯做辯護；先是高舉了八○年代末期拘謹的氣氛，再對比於九○年代的開放，然後映照烘托出自身與C之間面對性愛場景的尷尬。

我與C，前腳雖已興奮踩進未來的九○年代，但後腳不免還沾黏著啟蒙的八○年代習氣……，因而，那樣一場赤裸，直接，毫不遮掩，長達五分鐘的性愛開端，在我們扭捏望著的同時，不留餘地揭開了我們心中某些區域，使人臉上不禁燒紅起來。

究竟使「我」與C感到扭捏尷尬的，是（異性）性愛交歡，抑或是不可碰觸的同性戀禁忌？在此留下一個謎題，對此，我將針對敘事結構的分析來拆解。澳洲文化研究學者馬嘉蘭（Fran Martin）於其專書《回眸一瞥》（Backward Glances: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s and the Female Homoerotic Imaginary）中，分析了現代中文文化中校園女子羅曼史，以「紀念模式」（memorial mode）來描述成年女性（經常是已婚異性戀女性）耽溺於中學舊時光的狀態。在中文脈絡中，校園女子羅曼史是現代的，許多新女性初次可以受到現代教育。在台灣戰後世代所受的現代教育中，以台灣大學為例，承繼了日治殖民與新中國的教育體制。

我認為《其後》與《蒙馬特遺書》所描述的大學、碩士班校園生活，仍延續著校園女子羅曼史，而女子間的愛戀，則是以浪漫的友誼展現，特別是以「朋友」、「知己」等詞彙稱呼彼此。這兩本小說也各自展現了女同志的次性別（secondary gender），即T的敘事（通俗劇模式）與婆的敘事（紀念模式）。《蒙馬特遺書》第十書，這一書裡主人翁Zoë去東京訪小詠，臨行前，她精心地為自己打扮，並且精細地描述了自己的穿著與隨身細節，是短髮、長褲、襯衫，皮鞋，全然男裝打扮：

臨行前，我去剪了一個新短頭，換掉牛仔褲買了全新的裝扮，咖啡色格子大外套，黑條紋灰軟布長褲，白色的棉襯衣，短米背心，加上舊的咖啡球帽及咖啡皮鞋，灰色長圍巾，拖著一件手推箱，背著黑色包包。推箱裡唯有簡單的換洗衣物和書，滿箱的書：Marguerite Yourcenar的傳記，Derrida 的 Mémoire d'aveugle（《盲人之記憶》），老師的有聲書 Préparatifs de noce （《婚禮的準備》），及許多中文詩⋯⋯背包裡是日記和安眠藥。我要讓她看到一個最漂亮的我，一個最後永遠的我。

馬嘉蘭對於T敘事的分析，已常見於邱妙津相關論述，《蒙馬特遺書》的悲劇性與死亡行動，也似乎吻合了早夭的、無法想像未來的T景況。本文在此要特別提出的，是《蒙馬特遺書》中的婆形象，以及《其後》的紀念模式，並且闡述其第一人稱敘事為一種婆敘事。馬嘉蘭改寫美國女同志學者巴特勒對於性別憂鬱的分析：同性情慾在強迫異性戀機制中自始便是被禁制的，因此就算失落了，也不能公開地哀傷，同性戀情的斷絕——這個失落將轉變為一種異性戀的憂鬱。

但在中文語境中，我們唾手可得「婆」公開哀悼的故事，因此馬嘉蘭提出「哀悼的女性化」（Mournful Femininity），正因為哀悼，更坐實了她的婆形象。《蒙馬特遺書》中的婆形象，可以一窺邱妙津筆下細緻的女性化描寫，那是到成田機場接機室去等候Zoë的小詠，那是長髮、淡妝、紅唇…：

黑色短外套，黑色短褶裙，外套裡襯著一件黃色針織毛衣，黑黑得高貴，黃黃得耀眼，梳攏得妥切的長髮，淡妝，紅唇，晶亮的大眼睛，提著一個雅致的黑色皮包。我喜歡她，她確實長大不少。

承接王穎將《其後》視為作者的回憶錄，我則透過文本的閱讀，指出它是婆敘事者對於過往未完成的愛情的紀念模式，我們處處可見追憶的敘事手法，對過去的公開哀悼，就如同〈憂鬱貝蒂〉中的段落：

太多事不明白，自然也不足以明白當年的Ｃ。燒得燙手，重得像鉛的Ｃ。她在桌前一寫好幾個鐘點，一談起喜愛的書與電影便激動莫名。她翻開託朋友出國買來的雜誌，指給我看：這是村上春樹，這是太宰治，這是三島由紀夫。她正反覆讀著剛出版的《挪威的森林》，我無動於衷，只答應她總有一天我會看。村上春樹後來徹徹底底暢銷了，我卻始終沒讀《挪威的森林》。我在拒絕什麼？一整個時代的流行？還是僅僅關於Ｃ的感情？

在此，婆敘事者以她自制、看似沉穩的分析語言，描述T的情感熾熱、不可抵擋，但其實是這份情感在婆敘事體的心中波濤洶湧。婆以回憶的敘事手法來描寫，迴避了當下同性戀情的禁忌與汙名，使得一切都已經安全了，因為已經不會再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