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讀《蒙馬特遺書》與《其後》：學運世代的同性情愛書寫，對當下已通過同婚專法的台灣何有特殊意義？

屬於學運世代的同性情愛書寫，彷彿一定要透過對於知識的辯證，來襯托出對情感的討論，文學內容成了一道道密碼，緊緊鎖住了對於自身情感的洩漏，無論是《憂鬱貝蒂》、《挪威的森林》，都成了兩人未完成愛情的指涉；而閱讀與書寫的本身，也成了情感的實質：共同的閱讀、相互來往的書信……。接下來我要透過《蒙馬特遺書》與《其後》的文本互文，包括兩者的信件展示與小說對話，來延續討論學運世代的同性情愛關係。

文本互文性（信件展示與小說對話）

如果我都說真話，小詠，我是不是就要像太宰寫完《人間失格》之後，跳河情死呢？——《蒙馬特遺書》。

李永熾翻譯的《斜陽》和《人間失格》尤為一個異數，五月為之傾倒，她雖不能完全同意，仍不得不承認其中有著什麼與她不同但依舊穿透打擊到她的衝力，一種不同的痛苦…——《其後》。

《蒙馬特遺書》與《其後》有著相似的寫作策略，都透過大量的知識清單，如書單、電影片單，來成為敘事的內容之一；其中透過李永熾翻譯的日本近現代文學家太宰治的《人間失格》，為兩本自傳體小說同時所標舉，並成為情感論述的對象。針對於此，王穎從後殖民觀點析論，這是戰後台灣菁英在島內對「日本」嚴格的審查制度下，所能管窺的日本。

我則將從同志研究的觀點，指出這恰恰是學運世代的同性情愛書寫的特色，即透過知識論述來裹藏情感，正是透過「讀同一本書」（如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來帶出兩人的親密關係。文字的再生產（小說或書信），又成為兩人情感的實質，兩本小說又相互為文，彼此交纏，而成為永無止境的情感再生產。

法國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學者克莉斯蒂娃以「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一詞，結合了索緒爾的結構主義符號學與巴赫汀的對話主義，來指涉文本間的聯繫，從而創造一個始終未完的文本。《其後》成書在《蒙馬特遺書》之後，除了互文，也是敘事者對於「五月」的回憶錄。但讀者在閱讀《其後》時，卻又時時因著各種符號的牽引，回到《蒙馬特遺書》，甚或作者邱妙津與賴香吟其人其事，譜出兩者之間的同性情事。

讀者若比對兩本小說，便可發現邱妙津與賴香吟敘事風格截然不同，對兩人情感的定義也尚在討論中，對外宣稱更是扞格不入至今。兩人閱讀文本的緊密交織，但文學意見又截然不同。作為一個作家，邱妙津自稱從小便喜愛太宰治，亦在《蒙馬特遺書》中自比太宰，無論是在創作風格或藝術行動上。在寫給小詠的第十書中，她標示出了太宰之所以令她推崇的原因：

太宰治最厭惡的就是世人的虛偽性，也可說他是死於世人的虛偽性。〔…〕太宰治常說：世人都在裝模作樣，世人令他恐懼。

在《其後》中亦鋪陳關於太宰治情死的辯證，「太宰治」與其死亡行動，連綴起了《蒙馬特遺書》與《其後》，成為兩人共同讀的一個文本，牽涉了敘事者作為文學作家其藝術行動的辯論，於五月是尋死，於「我」則是要活：

彼時和五月讀太宰，總無法同意，膚淺地指責：一個人要死，何必偕人一同？死，不就孤獨至絕，還求作伴？況且是未必相愛，事後連名字都不能牢記的兩人，稱情死太浪漫。〔…〕實際的故事是，在那個星星閃耀的活動中心，虛榮與寵愛打造出來的舞台，她們一路走到這裡，接下來，也只能被推著逆向發展，變成一對承諾要彼此照護，活下去的伴侶。

在沒有網路、沒有通訊媒體的時代，甚至沒有手機，書信與長途越洋電話成為跨越國界的戀人們的憑藉。在《蒙馬特遺書》與《其後》裡，更是收錄了給彼此的書信，同時互文。邱妙津在〈第十三書〉的篇首，置入了「九五年來自東京的關鍵信」，表達小詠對Zoë不要尋死的勸戒，再議死生：

不要死，我不畏懼談死亡。可是，不要抗議地死，那種孤獨與痛苦令我痛不欲生。所謂生者何堪，是的，即便是活著現在，想及你的痛苦都令我感到何堪，何況當我想及一個個夜裡消逝的你的形體內那些吶喊與不平…

Zoë從東京歸來寫作，原本是要生，小詠終於放開自己給予她完全的愛與欲，在第十七書中滿是Zoë對東京愛欲生命的回憶：

若非身體，我是不能體驗到她是誰，她是如何在愛著我，我之於她是甚麼意義，懂得最核心最重要的她是如何的純潔，脆弱，美麗。〔…〕關於東京的回憶，是櫻花，是黃昏的夕陽，是早晨她窗戶的光，是烏鴉的啼聲，是雨夜裡的暗屋巷景，是她情愫甚深的，臉…。

《蒙馬特遺書》句點落在一九九五年，時隔十六年之後，《其後》的敘事體才在書中回信給了「五月」，述及太宰治、述及安哲羅普洛斯……，隻字不提兩人的情感；同樣是以知識論述包裹情感，婆敘事體再一次以「紀念模式」透過書信公開地哀悼，追憶已逝的「朋友」「五月」，開頭一句「親愛的五月」，好不親密，但這卻是中文書信的家常話：

親愛的五月，讓我來給你回信吧。就從遺忘談起吧。不是所有遺忘都是時間慢慢洗去的，有些遺忘來自禁抑，有些遺忘來自斷裂，宛若電擊打壞了大腦裡的海馬體，某些時空發生過的事就是消失了，餘下來的連綴總顯得勉強，要不就是移花接木，湊成了別的故事。

若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與賴香吟的《其後》書寫中的同性情愛關係，是前代人的生活再現，屬於學運世代台灣大學的學生之間的同性情愛，作為作家的她們，以兩本互文的小說再現了校園女子羅曼史，分別是邱妙津的T敘事與賴香吟的婆敘事。借用澳洲學者馬嘉蘭對T婆敘事的分析，我們從這兩個文本都看到了T的早逝相對於婆的紀念模式，以及T婆分別被社會框架決定了她們的敘事模式。

曾為台大浪達成員的女作家羅浥薇薇，在其散文集《情非得體：致那些使我動情的破美人》一書中，亦曾以書信公開哀悼已故詩人葉青，以「邱妙津─賴香吟」作為時間的縱軸線，拉出橫向軸線裡，台大同志社團活動的繁花盛開，並且再一次展演了以知識論述裹藏同性情愛的敘事手法。

羅浥薇薇有意識地說出自我與同代人的同性情愛歷史，彷彿邱妙津與賴香吟的復刻、膺品。一代又一代的人，依舊讀著《蒙馬特遺書》與《其後》，我們可否能寫出一個婆不哀悼的版本？可否能寫出一個T不早逝的版本？同婚的通過，是一項法律制度，人權的進展，但關係的經營，人生路途的抉擇，依然依靠人情事理的通達，情感的管控，妥善的溝通與相處。

非老生常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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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