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和恐怖份子的距離有多遠？每個看似正常的人，都藏有一點不正常

讀者特地來我的個人專頁留言，說台灣最近死刑存廢問題討論很激烈，希望我能分享在日本的生活經驗或者個人觀點。倘若你是問我選擇支持或反對的二擇一答案，我必須坦白說，其實我真的不知道。答案含糊並非因為牆頭草想要兩邊討好，或者不願去深究思考，而是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日，事情發生在我所摯愛的親友身上，無論他們是加害者或是受害者，當下我真實的心情會是如何，又會私心地希望法律如何制裁？

絕對的愛和痛，都會讓人失去理智和溫柔，逼出一個人從未想過的自己，可能是成為自己向來拒絕的樣子，但也有可能把體悟轉化成偉大的使命。人生上戲至今，小愛過，也小痛過，「Never say never」是我的覺醒。大愛大痛的事，經驗不足的我選擇以更謙卑的態度學習，聆聽親身經歷者的感受經驗，和不同背景的人多方對話，讓自己在斷論時有多元思考的彈性，成為一個慈悲理解與智慧行動的人。

在北投女童割喉案事發的前一日，我才在電車上注意到一位身穿套裝制服、背著皮革書包、頭戴黃色帽子，就像櫻桃小丸子般可愛的小女童，在和同學架ㄋㄟ來架ㄋㄟ去（日文じゃね，再見之意）的告別後，和我在同一站下了車。她矮小的身子獨自穿過一群群如巨人般的大人身邊，而這是一個日本生活裡常態的畫面，我不知道這樣的情景是否還能出現在台灣當今不安的社會。

只有一個治安良好的環境，才能讓家長放心孩子一個人外出行動；手機或包包放在美食街的坐位上暫時離開不會被偷竊；年輕女性加班後深夜回家可以無慮一個人走在暗巷……。但若要論定日本是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我也無法完全苟同，新聞天天都有悲劇上演，無差別殺人事件頻傳，東京車站置物櫃發現行李箱藏女屍，即是一個近例。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在全球化的現代分工社會，和傳統自給自足的熟人社會最大的差異，即是每一個人無時無刻都在把自己的生命交給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同時，也承載著負責他人生命的重大責任。從我們一早起來喝的自來水、買的外食餐點、搭的公共汽車等，每一刻都有接近死亡的可能性。你怎麼知道水管有無被下毒？食材是否是來源可靠？公車司機是否會突然像之前德翼失事的副機師一樣，不顧乘客性命預謀自殺？

現代人為了正常生活只能選擇依賴和信賴他人，靠著民眾監督政府，建立更完善的制度，才能繼續存活，讓社會良好運轉。否則我們每天大概都沒有勇氣醒過來，需要疑神疑鬼面對隨時被謀害的可能性，社會也必會分裂走向原子化。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資產。當今台灣社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信任成本飛升得比房價還要高，而願意去深度認識一個人，或理解一個議題的全貌所花的時間少之又少，因此對他人存在的感受變得特別薄弱。弱化的最終結果就是出現在你身邊的陌生人，你不願相信他跟你一樣有善良的人性，而會把他看成是那個眼中不滿，無血無肉的「社會」。

村上春樹曾經對造成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加害者，即奧姆真理教教徒們進行訪問，訪問中他察覺其實奧姆教徒的成長經驗，和他自己有許多共鳴，不認同既有的社會價值，並對世界感到不滿。換言之，在某種程度上，奧姆教徒和村上春樹是同一類型的人，只是他們選擇的出口不同，一個走向作家之路，另一個則成為謀害他人的瘋狂信徒。專家們開始去探索導致他們選擇不同人生道路的關鍵差異是什麼？思考有沒有可能變成防範犯罪的一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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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航空1982年時曾經發生過一架日航班機因為機長幻聽症發作，刻意在降落前進行引擎逆噴射而墜入東京灣，導致墜機的事件。根據航空事故調查報告顯示，當初儘管日前已有同仁發現機長有異常狀況，但因公司整個制度的不良體質，在人際關係的壓力下默然未呈報，間接導致災難發生。後來，被判定心神喪失的機長以不起訴處分，航空公司則改變內部不合宜的制度。

當我們越去瞭解身邊的人，會發現每個看似正常的人，都藏有那麼一點不正常，只有透過理解和對話，才有機會建立信任和更安全的網絡機制。日本存在的社會問題其實也很多，但之所以還能普遍給人安全和信賴的感覺，以我目前的旅居經驗來說，我認為至少他們會面對真相，專家會針對問題的本質去尋找解決之道，並作長期的觀察研究，還會藉由事件來機會教育大眾，提升人民素養。看新聞或一般大眾節目，我常會有長知識，而非看名嘴八卦的感覺。

就我個人而言，在看鄭捷和龔重安的事件，會想到身邊正為憂鬱症和幻聽症苦惱的朋友，我更想知道該如何應對或協助，才能真正幫助他們，避免類似悲劇上演；或者社會對於年輕人受孤立而帶來的連鎖效應有哪些可利用的配套措施。然而，台灣的媒體和政客卻往往將一個重大社會議題，轉化成表面問題的論戰，拿來做為拼收視率或作秀的手段，而非向民眾傳達專業的知識或提出實質改善的企劃，這是最令人擔憂的現象。

近日台灣還有一個熱門話題，因山難搜救不力，創下國賠首例的「張博崴事件」，該不該賠變成為了論戰的焦點，卻鮮少人真正關心四年多來這對因失子之痛的父母，奔走了多少公私部門，為台灣的面山教育做出的努力和貢獻，而他們推動的改變正是我們日後以為理所當然存在的信任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