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沈昭良：採訪現場會面臨甚麼樣的道德困境？新聞攝影中的知權與倫理

文：陳洧農

信息在到達大眾之前，必先經權力機構過濾，以符合他們的利益。

Information must pass and get filtered before reaching the public — powerful institutions with agendas of their own.

～攝影學者寇曼（A.D. Coleman）

什麼樣的新聞攝影可能引發道德疑慮？只要畫面沒有作假就沒問題嗎？因應「普立茲新聞攝影獎80週年展」，主辦單位時藝多媒體舉辦講座「新聞攝影中的知權與倫理」，主講人沈昭良透過新聞攝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帶領大家一同檢視新聞攝影可能引發的道德爭議、審視新聞攝影師的框架，以及當代圖像閱讀能力的建構。

沈昭良曾任《自由時報》攝影記者，目前除了從事研究與影像創作，也是台灣藝術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副教授。

讓攝影師遭重金懸賞的照片：《中國娃娃》

一個嬰兒坐在鐵道邊嚎哭，四周滿是轟炸過後的斷垣殘壁，畫面前方更橫陳著一具屍體，這是王小亭1937年在上海南火車站拍攝的《中國娃娃》（Chinese Baby）。這張照片是在松滬會戰中拍攝，當時日軍對上海展開轟炸，後來照片刊載在《Life》雜誌，引發西方的關注，進而形塑了「同情中國、譴責日本」的國際輿論，讓西方世界反對日本侵略的態度趨向堅定。

Public Domain

沈昭良表示，《中國娃娃》曾被質疑是人為安排的畫面，但是在日後出土的底片印樣中，可看出拍攝的脈絡，顯示並非偽造。不過由於當時此照片使日軍遭受嚴厲的輿論抨擊，日軍發出高額懸賞，緝捕王小亭。

在此案例中，可以看見一張照片所具有的威力，也正因威力強大，使得照片的真偽面臨質疑，甚至可能危害攝影者的名譽與人身安全。

偽造歷史的典型：《諾曼地登陸》

在另一個案例中，照片一樣沒有作假，但卻在70年後被指控為「騙局」。原來，照片不假，圍繞在它周圍的故事卻不是真的，這個案例是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被傳唱不已的神作《諾曼第登陸》（D-Day）。

1944年6月，《Life》雜誌刊登了11張羅伯特卡帕隨軍拍攝的諾曼第登陸戰搶灘照片，畫面雖然模糊，卻也為照片增添了臨場感。當時有個說法廣為流傳：卡帕在搶攤時拍了四組底片，但底片送回倫敦之後，卻因為暗房員工沖洗時的失誤，造成底片烘乾箱的線圈高溫毀損了底片，導致最後只剩下11格底片；而畫面的模糊則是由於海水侵蝕，造成底片藥膜移動的結果。

沈昭良說，這些傳說在某種程度上為照片增添了故事感，甚至是神格化。然而，2019年，攝影學者寇曼（A.D Coleman）卻在〈替代歷史：諾曼地登陸日的羅伯特·卡帕〉一文指出，1944年的底片烘乾箱中，線圈加熱器不會過高的溫度，即便短暫處於高溫當中，底片也不至於毀損。至於相片的模糊，則是因為卡帕當時使用的Contax II相機與Kodak的35mm底片不完全相容所致。

寇曼與他的研究團隊還發現，在當天的15波登陸中，卡帕搭乘的是第13波的登陸艇。換言之，卡帕抵達後，戰事大致已經結束，他拍攝的是清除障礙物的軍方工程小組，而非槍林彈雨下的士兵。

甚至，當年負責處理卡帕底片的圖片編輯莫里斯（John Morris）也在過世前承認，他從未真正看到任何受熱損壞的35mm底片；卡帕可能只拍了十張倖存的影像，也只在海灘上逗留了僅足以拍攝十來張照片的時間。

卡帕的「傳奇」何以能夠流傳數十年不被拆穿？寇曼表示，所有卡帕神話的既得利益者們構成了「卡帕聯盟」，這些有勢力的機構或個人，用七十多年的集體努力，將這個謊言植入我們的文化意識中。「失落的底片」神話正是偽造歷史的典型案例，也顯示各種資訊在傳播過程中都可能遭權力、組織的變造。

Photo Credit: 卓越新聞電子報 / 陳洧農攝

「這與我們當年接收到的訊息脈絡有極大的出入。」沈昭良表示，這件事的嚴重性非同小可，因為過去幾十年來，無論是傳播學者或新聞工作者，都對卡帕的故事深信不疑，相關科系的教學者也把這些故事教授給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們。「一個撒了七十多年的謊言。」

去脈絡化的影像識讀：《西貢槍決》

空曠的大街上，一把左輪手槍朝著被押解的犯人，在不到三十公分處開槍，強烈的子彈風壓令犯人的臉孔扭曲。這一刻被永久地凝結在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所拍攝，後來稱為「西貢槍決」（Saigon Execution）的照片中。

PD-US

沈昭良表示，這張照片有許多值得詳細探討的地方。首先，它提供了一個傷害無辜平民的直觀印象，象徵了整場戰爭的殘酷，並且傳遞與固化南越政府殘暴不仁的形象，加深了美國民眾的反戰情緒，持續影響輿論，引發美國社會對越戰的正當性與信心動搖，間接導致美軍撤離。

但更重要的是，這張照片也象徵了單一畫面的力量與可能的局限。

照片中執槍行刑的人是越南的將軍阮玉鸞，當時是越南警察總局長，而犯人是身著便服，被證實攜帶手槍的越共阮文歛。《紐約時報》在當時將這張照片放大置於頭版，而阮玉鸞的殘暴形象就這麼鑲崁入所有人的心中，從此揮之不去。

沈昭良表示，這張照片沒說清楚的是，在大規模軍事行動——春節攻勢當中，越共有計畫地殺害對手，在一份被繳獲的越共文件中表明，近3000名南越的公務員、警察、教師、宗教人員遭殺害。阮玉鸞在激戰中得知阮文歛剛謀殺了他的下屬與其家人。阮玉鸞在後來的訪問中表示，那時他下令士兵處決犯人，但沒有人動作，如果他不動手，以後沒有人會服從他。

日後阮玉鸞到美國申請居留，但他的「惡名」使他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移民局找來了亞當斯，希望他提供不利阮玉鸞的證詞，沒想到，亞當斯反而為阮玉鸞辯護。幾名曾在越南參與越戰的相關公務員與軍人也為阮玉鸞說話，並指出當時的越南政府法律規定是：任何在西貢街上持槍被捕者，一律當場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