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濬《大其心》:貝爾實驗室少數族裔維權,我決定「敢為天下先」

許濬《大其心》:貝爾實驗室少數族裔維權,我決定「敢為天下先」
圖為貝爾實驗室總部。|Photo Credit: Blaxthos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3.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書中作者分享他自我期許和精彩的人生軌跡。他深入淺出地講述職業生涯中美國的經濟、科技、和平權問題,具體展現親身經歷的貝爾實驗室的兩大主軸——創新精神和卓越技術的養成和運用,以及個人高效幽默的領導力、卓越管理能力、帶領千軍萬馬領航美國高科技的過程、和志在必得的堅持。

文:許濬

貝爾實驗室的族群問題

華人在貝爾實驗室的情形。我一九七一年進到貝爾實驗室,到一九七三年,我做了不到兩年的時候,台灣的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請我去做客座專家,我就回到了台灣。我還在台灣的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然後帶領設計和創建電腦的一個計畫。所以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我在貝爾實驗室的短短兩年中,對這類種族的問題、族群的問題,還有平權的問題,並沒有很重視。

等到一九七四年我從台灣回到貝爾實驗室,我的想法就是,我從此把貝爾實驗室,就當成是我的家了。我在這邊留下來,我將來的工作(當然那時候,沒有想到會做三十年),就想以後在這裡做下去,將來我的事業在這個地方發展,所以對這個環境的觀察,對環境、對工作環境的興趣增加了很多。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對於少數族裔,尤其華人在貝爾實驗室裡地位的問題,這中間的一些問題,對我來講,感受就越來越明顯了。

一九七六年,我們整個實驗室,從紐澤西搬到伊利諾州的瑞柏城。同年,我被提升成了第一層的技術經理。所以種族問題對我來講,就是一方面開始不得不關注;另外一方面又覺得這個問題跟我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並且我覺得更應該做一些事情。

我當時的看法,覺得這事情不是說一眼就看得很清楚,是逐漸逐漸的觀察。我發現剛進來的感覺就是說,大家都好好做,公司一定有很好的機制,做得好的話,薪水就加的比較多,做得好的,升遷應該就比較快。就這樣在做了幾年以後,我自己升到了經理位置,當時來講,速度也是蠻快的。

可是逐漸我發現,同事們談起來總覺得好像一般做這些升遷事情的時候,上面作的決定跟我的看法好像不是很一樣。另外的話,好像有一些跟這個種族有關的因素在裡面,雖然我們不見得能夠完全掌握。而跟這個種族有關的時候,好像對亞裔,因為對美國人來講,華裔或者是印度裔或者泰國去的,日本去的,對他們來講看起來都是一樣的,所以就把我們放在一個族群裡面。這在美國政府,就是放在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s),我覺得好像對我們都不是很有利的。

貝爾實驗室少數族裔維權

黑人

尤其讓我們感覺很深的,就是黑人,由於種種原因,歷史上的原因,當時這個黑白的問題,貧富不均的問題等等,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敏感性遠比我們要大。他們有一些組織,我們可以觀察到,跟我一起進去的黑人同事,他們常常花很多的時間去做組織上有關的問題,或者是跟我們高級的領導,溝通這一類的事情,至於他們做什麼,我們也不是很清楚,隱隱約約覺得跟爭取他們在公司的地位有關係。

他們自己也非常團結,這一點是非常令我佩服的,儘管他們中間有時候意見不合,遇到這一類的事情,大家都是團結一致,把所有的力量都結合在一起,然後去跟領導爭取一個在他們覺得是更合理、更平權的一個情形。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很合作,很持續去跟領導溝通,爭取這件事情,感覺上遇到有機會的時候,他們就能得到比較好的待遇。

女性團體

這時候,我們的女同事們也開始討論這類平權的事情,當然討論的時候,主要是美國的一些女同事,都是白人,她們也在組織一些這樣的組織,跟公司裡面的領導談這些問題,因為她們也覺得被歧視。同樣大家都唸大學,都是唸研究院,出來以後,為什麼總是覺得,男的升上去比較快,升的位置比較高,女的升的比較低。所以她們常常找機會去溝通。黑人的組織是很早就有了,我沒有加入公司的時候他們就有了。

女同事組織也是在那個時候組成的,她們也常去跟領導談論一些問題。她們談的時候,氣氛就好了很多,基本上就是白人,白人女同事跟白人領導談。領導差不多都是男的,白人男的,所以她們談起來,就如我剛才談到,文化也沒有問題等等。由於她們常常去溝通,等到有升遷機會的時候,在我們華人亞裔看來,覺得好像有些人不見得是做最好的,可是她們也升上去了。所以這個問題,我來看的話,就越來越明朗化了。中間有些什麼地方不對?每次碰到什麼事情,好像我們總是排在最後面。

亞裔不維權

我們這個族群,第一代移民。當初主要是想到美國唸書。唸完書,那時候還有很多的想法,說我從什麼地方來,我將來還是希望回到那個地方去,我在這邊稍微做兩年的事情。可是很多人由於大環境的關係,由於美國的機會多,美國的經濟跟政治的穩定性,很多人就留下來,變成第一代的移民。在貝爾實驗室的美籍華人,差不多都是這樣的情況。

那時當然是由於每個地方環境不同,從台灣去的人特別多,香港也有一些,馬來西亞也有一些,從中國去的人數還少,當然是跟沒有開放有些關係,現在留學生跟工作的人員,從大陸去的比別的地方要更多。這種情形維持了一段時間。

中國人,因為我接觸到的大部分都是華裔,對這類問題,大家都差不多都是多多少少看到一些,可是沒有人去採取什麼行動。

當我再回到貝爾實驗室的時候,再看到這個問題比較嚴重化的時候,亞裔同事不滿的情緒越來越高。不滿的情緒高了,因為覺得好像其他族群,他們的問題,領導好像已經覺察到;他們的問題,領導好像已經在幫他們解決,可是我們這邊,好像沒有人理。當然事後來看,人家不理我們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們自己沒有做什麼事情。

敢為天下先

我自己是這樣想,有時候跟我們一些華裔的同事也討論一些問題;華人在當時美國的感覺,包括在貝爾實驗室的感覺,對這個事情,談是談,可是多半就是坐而言,而不是起而行。一般的感覺,就是認為這個國家這個公司,絕對對我們有相當大的歧視,可是很多人的反應,第一個就是覺得有這個問題;第二個就是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