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暴露的生命》：他們知道自己並沒有死，但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活下來的

一個波蘭人說下了一句讓我難忘的話。這是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波蘭農民，他把一個猶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裡，直到二戰結束，這個猶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國後，這個波蘭人被視為英雄請到耶路撒冷，人們問他，你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一個猶太人，他說：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麼，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余華〈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他們還活著。他們知道自己並沒有死，但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活下來的。」

這是一位生化學家告訴Petryna的話，描述的是車諾比核災後那些參與搶救跟重建的工人。2013年出版社發行了《暴露的生命》十周年紀念版，Petryna新寫了一篇前言，也選擇用這句話開場。

「不知道」有兩層意思：第一層很直覺，就是車諾比的意外發生後影響多廣，多久，多少的殘存輻射量會對人體產生影響，以及是否會有結束的一天，至今仍有各種謎團與疑義，無人真正知道。

就像這群被徵召去後續整理車諾比核電廠的工人們，他們吸收了高於致死量六到八倍的輻射，生化學家與醫師都難以明白為何他們還能夠存活。但他們存活下來了，雖然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活下來的。

不過「不知道」還指向了第二層意思。那是各種政治與官僚體系共同運作造就的「不知道」。

從蘇聯統治到烏克蘭獨立的複雜歷史，使得長期追蹤車諾比核災影響的研究難以可能。囿於盤根錯節的政治與經濟考量，世衛組織在2005年也建議，相關健康追蹤的研究限縮在當初攝取了大量輻射的災後清理小組，以及罹患了甲狀腺癌的兒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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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由於一些神祕的命運波折，應當成為提供車諾比核災影響知識的核心人群卻被邊緣化，甚至遭受排斥。」在這篇2013年的新版前言，Petryna這樣寫道：「我們至今不知道那些攝取了高輻射劑量的工作如何存活，我們也不知道那些居住在那片受污染的土地上的人們如何與長期輻射共存。」

「爆炸事故後就沒有新的急性輻射症候群案例了，不過卻有因為社會、心理或經濟問題，刺激個人身心狀況，進而導致心血管功能調節及神經意識的輕微變化。」

蘇聯時期最權威的放射科兼神經科學權威，同時是車諾比事件後主要負責醫師Angelina Guskova在受訪時這麼說。

如果除去一切背景、脈絡和故事，《暴露的生命》主旨非常簡單，甚至在STS研究盛行的現在還有點陳舊：科學知識、醫療分類和國家政治相互緊緊糾纏。

之所以如此，關鍵在於車諾比事件發生的1986年：那是蘇聯最後垮台前幾年，餘波卻延續到獨立後的烏克蘭政府時期，改朝換代的動盪與磨難在處理車諾比核災的影響與受害者一事中完全體現。

事件爆發時，一方面蘇聯體制下的生命科學與歐美不同，走的是社會環境適應的路子，而非如今我們熟悉、講求個體生命的基因概念，因此並不怎麼承認輻射能與個人身體病變之間的關聯，而傾向將受害者的問題歸於心理創傷。

另一方面，蘇聯政府也透過各種行政、技術上的操作，試圖淡化車諾比事件的嚴重性。這些操作包括將判定一個病患是否為急性輻射症候群的劑量門檻提高（原本只要吸收了200 rem就算是急性輻射症候群，但後來調高到250 rem），或者要求診斷相關者時，一律開立症狀類似但病因歸咎完全不同的「自主神經血管張力障礙」（vegetovascular dystonia，相對於急性輻射症候群有明確的輻射病因，更強調環境的影響）。

如此一來，官方的車諾比事件受害者，只有當初在車諾比核電廠爆炸時首當其衝的工作人員——直接受害者——從此不會再增加了。

到了烏克蘭統治時期，政府為了凝聚民眾信任，也為了突顯自身勝過蘇聯統治的優點，接手處理車諾比事件後開出了優渥的社會福利承諾：它大幅度調降了「車諾比受害者」的判定門檻，並積極推動醫學證明來認證因為車諾比輻射造成的病痛傷害，針對持續增加的受害者給出大筆的補償與津貼，宣示照顧「國民」的決心。

原先「被迫」消聲匿跡的受害者們紛紛重新出現，努力透過各種管道與門路，取得身分證明——而且是嚴重程度愈高愈好的證明，以便可以獲得長期且可觀的津貼。

「我是個『車諾比人』。」

在蘇聯垮台，烏克蘭獨立後，一位曾經被徵召參與車諾比災後搶救的卡車司機Anton開始「面對」自己作為車諾比受害者的身分。

然而《暴露的生命》要強調的從來不只是科學與政治彼此間的難分難捨。Petryna反覆提醒我們，最重要的是務必看見車諾比核災裡「人」的存在——看見一個人的生命如何在科學與政治的糾纏下，被實實在在而強烈的影響，改變，甚至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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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Anton。在過往蘇聯統治的幾十年間，儘管自己飽受頭痛折磨、時不時會記憶斷片，甚至因此賠上駕照，從此無法擔任卡車司機，但Anton從不認為也不承認自己有病。

這當中原因複雜，包括蘇聯政府講求集體與連坐，治下民眾往往不願意或不敢承認自己有病——有病也就意味著失去工作，甚至面臨麻煩。同時，在這樣強調個人勤勉與集體勞動的氛圍下成長，Anton的自尊心和驕傲也讓他不願意袒露自己的虛弱。

車諾比核災的餘波裡，Anton並非個例。許多受車諾比事件波及者，在蘇聯時期被劃分在受害者之外，只能自己掙扎度日——他們既拿不到國家給予的津貼補助，卻又容易遭受他人的歧視與排擠。

許多人最終選擇定居不宜人居的災區裡，做相對高薪的災區善後工作，拿近乎是賣殘存的健康而來的錢。而後到了烏克蘭統治時期，他們為了微薄的醫療補助，又被迫輾轉在各個醫療院所跟行政機關之間，為取得身分證明而努力，碰壁，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