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東正教稱「撒旦主義侵蝕烏克蘭」,普亭自認在打一場「聖戰」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按照俄羅斯東正教內部高層管理層——也是俄羅斯國家領導層的邏輯,這是一場自衛戰,而烏克蘭人民則被看做是受到「邪惡的西方勢力」所迷惑的民眾。這為這場戰爭的合理性從神學和意識形態上做出了解釋,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牧首基里爾才能理所當然地將這一切說成是一場聖戰。
文:Giannis Mavris
受訪對象:Stefan Kube(神學家,也是東西方信仰、宗教和社會大公論壇的負責人。該論壇除了從事其他業務外,還出版專業雜誌《東西方宗教與社會》,由其擔任主編)
戰爭持續的時間越長,俄羅斯的語調就越尖銳:起初說是為了對烏克蘭進行「非納粹化」和「非軍事化」治理,但現在越來越多地公開使用「種族滅絕」這樣的字眼。
俄羅斯教會的用詞也變得越來越匪夷所思:撒旦主義已經侵蝕了烏克蘭,在戰爭中死亡的俄羅斯士兵可以寄希望於獲得罪孽的赦免。俄羅斯的侵略戰爭被附上了一層超現實主義的色彩——然而,這樣的手法在東正教內部卻也招致了強烈的批評,以至於出現了無法彌合的裂縫。
- 瑞士資訊swissinfo.ch:最近,出現了這樣的詞彙——要對烏克蘭「去撒旦化」,這場戰爭上升到一場「聖戰」的高度,那麼,在多大程度上這是一場宗教戰爭?
Stefan Kube:自入侵以來,俄羅斯牧首基里爾(Kirill)的布道一直基於這種格調:俄羅斯是在烏克蘭進行自衛,主要是為了抵禦來自西方的「攻擊性價值觀」:首先是世俗化、多元化以及保守價值觀的衰退。
按照俄羅斯東正教內部高層管理層——也是俄羅斯國家領導層的邏輯,這是一場自衛戰,而烏克蘭人民則被看做是受到「邪惡的西方勢力」所迷惑的民眾。
這為這場戰爭的合理性從神學和意識形態上做出了解釋,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基里爾才能理所當然地將這一切說成是一場聖戰。
然而,這並非宗教團體之間的衝突,不是一場宗教戰爭,而是利用神學進行宣傳的行為。
- 教會和國家在行動上有多大程度的協調一致?
這裡有一個參考例子:1月7日俄羅斯聖誕節之前,牧首基里爾發表聲明,表示他贊成在聖誕節期間停火。而幾小時後,普亭(Vladimir Putin)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由此可見,他們背後已經達成了共識。
然而在這段時間裡,炮火並未停息,藉此他們想傳達的訊息是:俄羅斯實際上想緩和局勢,有和平的意願,但來自西方的「邪惡勢力」在破壞和平。
教會與國家的密切合作是近些年才開始的,在不同的政治領域中教會和國家的目標是一致的——例如,一再收緊的反同性戀法律宣傳。
- 教會與國家保持觀點一致,這在東正教國家很常見。俄羅斯在哪裡體現出了特殊性?
在東正教國家,教會與國家的關係的確與西歐不同。在東正教中,仍有所謂「交響樂」做法,即國家和教會之間保持聲調一致,這點可以追溯到拜占庭帝國時期。
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做法,但在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東正教國家做到了這種協調一致。根據俄羅斯憲法,俄羅斯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然而,自普亭和基里爾執政以來,雙方的合作被穩固了下來。當然明顯的是:國家的權力更多一些,他們並不是兩個勢均力敵的搭檔。
- 那麼從這一點上來看,基里爾的重要性何在?長期以來,一直有傳言說他在早期與俄羅斯特工部門合作過。
有一些證據表明,他曾與蘇聯特務機構克格勃合作過,而普亭也曾在克格勃工作過。現在不太可能做出確認,因為克格勃的檔案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被封了——也是迫於教會高層的壓力,當時俄羅斯東正教會內部出現了巨大糾紛。
許多人都在問,基里爾否真的相信他在公開場合所說和宣揚的一切,我們不是他肚子裡的蛔蟲,無法確定。但他給出的訊息對烏克蘭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這就是他必須要被審判的原因。許多來自東正教的主教和神學家,也包括來自其他教會的人,都呼籲他要與戰爭保持距離,但他卻反其道而行之。
這造成了很大的緊張局勢,烏克蘭的部分東正教信徒,以前覺得自己是屬於莫斯科牧首區的,現在已經與俄羅斯決裂。而在其他國家可能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況。許多國家都出現了這種脫離的趨勢,其中也有些是國家指令的脫離,這種情況目前在波羅的海國家非常明顯。
- 烏克蘭的教會衝突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您能講解一下嗎?
烏克蘭的宗教狀況很複雜,最遲在1990年該國獨立後,東正教信徒中出現了各種流派,一股非常強大的流派一直在推動獨立,或至少主張從莫斯科牧首區獲得更大的自主權。在蘇維埃時代,所有的東正教信徒都是俄羅斯東正教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些人也被強行納入,主要是烏克蘭西部的希臘天主教基督徒。
隨著時間的推移,烏克蘭出現了三個東正教會。最大的一個與莫斯科牧首府聯繫密切,但有內部自主權。另外兩個尋求獨立,因為他們感到在教義和政治上受到莫斯科的壓迫,所以希望能擁有自己的國家教會。
這兩個教會在2018年聯合起來,組成了烏克蘭東正教會。而另一個烏克蘭東正教會一直是莫斯科牧首區的一部分,直到2022年5月因為基里爾沒有對俄羅斯的攻擊予以譴責而脫離了莫斯科。
- 戰爭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教會的規模?
有很多人加入了新教會。但是,就基礎設施和牧師人數而言,它仍然規模很小。烏克蘭社會和政界的部分人對烏克蘭東正教會抱有很大的懷疑態度。現在看來,脫離隸屬於莫斯科的老教會——儘管該教會已經明確表達了反對俄羅斯侵略戰爭的態度——為新教會的民族忠誠度打上了問號。
- 但烏克蘭也是全球東正教內部衝突最大的地方。這裡有多大的地緣政治性特徵?
東正教一方面有莫斯科牧首區教會,這是東正教最大的教會也是信徒最多的地方。而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大公會在新的烏克蘭東正教會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君士坦丁堡大公會在東正教歷史上享有很高的名譽。長期以來,烏克蘭政治家和信徒們一直在呼籲大公教會牧首巴爾多祿茂一世(Bartholomew I)對教會衝突予以干預,並賦予烏克蘭東正教徒獨立權及推選領袖的權力。
巴爾多祿茂一世經過一段時間的遲疑之後,於2018年接受了烏克蘭東正教會提出的獨立要求。這導致了與莫斯科的決裂,而莫斯科還與其他也承認烏克蘭東正教會的教會斷絕了聯繫。
【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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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