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口的二人》：災難，做愛，活著

文：曾友俞

《火口的二人》的故事除了以著作的方式呈現之外，也有電影的版本，而從著作到電影的轉化我認為是十分成功的，不過若是二者皆有觀讀將會更為完整。

電影中充斥著十分強烈的情慾張力，這也是觀影過後留下的深刻印象，相較於Gaspar Noé對於「性」的表現如《性本愛（Love）》中固為徹頭徹尾地性愛，對我而言卻更是以性為目的本身所產生的作品。

相對地，《火口的二人》的電影中更多地具有「慾性」，這種渴望在書中可以得到更完整脈絡的補足，也就是作者以此故事所希望呈現的如何經由做愛而感受活著。

談到「存在」，在語意上是更為精神性的，因此若說「存活」，就像是更形而下的。然而，形而下未必等同等而下，在故事設定的日本311地震、核災後的時期所發展出的故事，一種劫後餘生的境況中，存活、活著，是最重要的事，去談存在反而是更不切實的一種作為。

Photo Credit: 《火口的二人》

故事以永原賢治與佐籐直子二人為主角，二人是表兄妹，在長時間未有聯繫卻在直子因於婚禮時的緣故而使二人再度相會。

「只有今天一晚，讓我們回到過去好嗎？」

這是直子對賢治的邀約。源自於二人過往曾有雖是悖倫的情感，這份情感的性質在故事所設定的災後日本才能突顯出意義，而無法解釋及於災前日本二人的關係，這部分最多只能說是種故事設定，不過，這是可以在主題中被擱置的問題，因此姑且不論。

直子的未婚夫是北野軍官，因於職務之故即便在新婚前仍缺席，對應到故事的災難時期設定也十分合理。相對的賢治則已是離婚之人，以及負債者，有前妻、見不到的女兒，以及導致婚姻破裂的婚外情者理香（這位人物在電影中較不凸顯）。

除了北野軍官的職務繁忙，實際上直子也不對其有如同對賢治的情感。回到過去的邀約除了是言語之外，更是直子拿出二人曾經放蕩所拍攝在各處、各式、各樣的性愛照片攝影集，情慾紀實除了供作回憶，更是從當下往返過去的通道。

其中一張相片是二人在富士山俯攝照前攝影裸身的影像，富士山作為日本的其中一個象徵，在故事中則代表著另一個在地震後必然隨之而來的準災難。富士山火山口的影像前所映現出的直子與賢治，即是「火口的二人」顧名思義地的文義所指。

故事的發展歷時並不長，從賢治與直子的相遇到故事的結束約莫一週，其中經過再度發生關係，到北野軍官因緊急勤務之故無法舉辦婚禮，最後揭露出並非北野發現二人的悖倫情誼，卻是火山學家因地震之故預測富士山活火山即將爆發，而由日本政府緊急動員自衛隊做災難應變。

故事也結束在此，火山爆發前的前一日，這部分的敘述著重於火山爆發的災害細節，除了火災，更多是火山灰所將導致對人體與各種施設的損壞，這更形塑出一幅末日即景。

故事所經過的時間，充滿的是二人在這數日間的互動、對話以及做愛。或說，做愛就能涵括這所有的意義，於此，做愛所代表的並非是低俗的猥褻，卻是在後災難與前災難的交疊時期，作為一個人所能表現出「生命」的活動。

Photo Credit: 《火口的二人》

故事中直子寫給賢治的信中有這麼一段（頁180）：

「『只要活著就覺得很快樂的人，和非得成功才會快樂的人，只要活著就覺得快樂的人更為幸福百倍。』

我也這麼認為。這十幾年來，我總是說著「很快樂、很快樂」地過日子，只要活著就很快樂。」

從故事的中段這裡開始，出現了對於「活著」的思考。貫徹這本著作的即為「災難，做愛，活著」這三個元素，

「若只做現在想做的事，人會失去未來，過去也不會留下任何東西。唯有為了明天拚命犧牲今天，卓越的昨天才得以成立。

在我們生存的這個社會，被視為最大且最好的規則就是這個。」（頁183）

瞻前顧後、三思而後行等片語，都是在提醒人們做事要慮及後果，不可以只為圖一時之快而耽慢未來。未來總是成為現在被犧牲的託辭，只不過當一個無可抵抗的災難發生時，未來的意義瞬間被掏空，過去作為曾經的未來也不再具有意義，一切只剩下現在。「活在當刻」從存在主義的神壇被形而下化為一種最務實的存在方式，存在不再比活著更多：存在就是活著。

「我想忘記過去與即將到來的事，所以和直子耽溺於性愛；直子也是想忘記過去與即將到來的事，而與我耽溺於性愛。因為我們說好「只限現在」， 才能做出那麼大膽的事。

以過去為基礎在未來活下去，和不管過去與未來只活在現在，是截然不同的。與其說不同，說是對立更貼切。因為活在過去通向的未來，和只是盡情活在當下，往往是對立的。為了未來而一路放棄的今天，我們稱之為「過去」。雖然過去與未來有血緣關係，但「過去或未來」與「現在」其實是陌生人，而且經常是仇敵。成為大人後，我刻骨銘心洞悉的，就是這個駭人的事實。」（頁182-183）

在做愛中所帶來的狂喜（ecstacy），具有宗教性超越世俗的能量，進而也超越了時間，甩脫了過去與未來，把一切的意義都注入在當下的交媾。

這樣的敘事或許在日本廣泛被認知的壓抑中，更具有挑釁性，當我們見及日本人在災變時仍然井然有序地列隊，我們忽略這種秩序背後所具有倫理觀的強制性。

甚至，這股力量在沒有災變時已時刻束縛著人們，使得在緊急狀態發生時的人們也無從脫免於這樣的義務感。這樣地活著是作者所說的「自暴自棄」，但他提出了新的註解代表的是自暴自棄是種在過往日常狀態下具有意義（貶義）的生活方式，但這卻是災後日本的新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