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森《從黎明到衰頹》:歐洲文化中的這個時刻,全在《荒原》裡面畢露

巴森《從黎明到衰頹》:歐洲文化中的這個時刻,全在《荒原》裡面畢露
艾略特(T. S. Eliot)。Photo Credit: Lady Ottoline Morrell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五百年來,西方文化成為人類普世價值的標竿。西方文明帶來的美德與罪惡,形塑了今日世界的樣貌,然而現今的科學與技術不斷進步,文化發展卻似乎陷入停滯。這一切究竟從何開始?過去五百年來世界的文化典範如何轉移?今日的文化進入衰退期了嗎?未來還可能復興嗎? 近一世紀的知識分子反覆叩問這些問題,卻難以看見西方文化的全貌。

文:巴森(Jacques Barzun)

第二十六章 藝術家做先知、扮弄臣

有個傢伙,大戰期間無疾而終,此事卻無人紀念,其實連提都沒提:此即缺乏文化素養的「俗人」也。這個遺漏,無疑因他從未被看作英雄,雖然也算得一類奇人——說起來,的確要有最頑固的勇氣,才能一代復一代地,面對十九世紀一派派新藝術新文學被產製出來,從被人恥笑到被人接受,最後更被表揚,並由公眾掏腰包安居落戶博物院、圖書館和音樂廳,都堅持其不表苟同的「俗人」立場。

所謂俗人或俗物,在立體派的十年依然活得相當健朗,然後便與眾人一樣,消失到戰壕裡去。及至一九二○年,任何一息尚存者,都已經奇蹟似地轉了性,倒不是變成審美家,而是變作了牆頭草和膽小鬼。任何東西只要被叫做藝術,這批新種人便自動肅然起敬、嚴肅細看。就算某件新作品或新風格實在難以下咽,觀賞起來實在痛苦,甚至噁心反感,但是不管怎樣還是「有趣」。更有甚者,半個世紀之後,若不能令我們這位評論者覺得「不安」、「困擾」、「殘酷」、「乖張」,就立刻一筆勾銷成了「學院派」,不僅「沒趣」而已,而且甚至還可鄙呢。

愚昧的中產階級經過戰火洗禮,搖身一變,已經煉成二十世紀中晚期的溫順消費者。讓人頭昏腦脹的前衛,被他看成理所當然,正如地球當然是圓的一般——甚至儼然取得了聖議會(東正教會最高管理)的權威地位。如此隱喻絕無誇張之嫌。藝術已經一再被定義為人類的最高靈性表達,就某方面而言,比宗教更勝一籌,因為藝術是唯一不會導致殺戮的活動,而且事實上,更能救贖否則邪惡痛苦已極的人生。

藝術家更是聖經意義之下的先知,長久以來,他的作品就被稱為「對生命生活的批判」,譴責著當代世界的罪惡。如此觀點,許多一流藝術工作者狂熱地奉為圭臬,如今亦為相當數量的公眾接收,其中許多人視藝術為排遣,或根本就靠藝術吃飯,至於社會上的中堅(公司企業、教會、政府)對此亦表同意。藝術作為宗教,終於一九二○年代初期獲得最後勝利,「通俗」現代主義的濫觴,應該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吧。一八○○年代首度發出的那個訊息:「為藝術而藝術」,終於向識字階級傳達了它的真諦:「為人生而藝術」。

將普世現代主義揭幕的日期定在此時,可以免於另外兩三種日期的混淆,也無損現代或近代——不帶 ist(主義者)字尾的modern一詞沿用的涵義,後者係指一五○○年以來的時代。回到那個時候,如前所見,中世紀一詞尚未啟用,modern則指時新、流行意味下的「常見」之意——中古拉丁裡的modernus,字根源於modo(近期之意)。又花了很久時間,「新而常見」才轉變成「新而不常見」的意思。

在此,十九世紀初又是關鍵時刻:一八三○年代,高提耶領先嘗試,以稱許的意義使用現代一詞;一八四○年代夏多布里昂開始用modernit(現代性);一八五○年代波特萊爾發現這個字可以用於藝術批評。此外還有一個小小徵兆:法國書誌學者雨桑編纂《書》雜誌多年,一八九○年起改名《現代書》。

多虧現代一詞的寓意有了這番改變,藝術遂也加入科學,一起來廣傳二十世紀的中心教條——愈近者愈佳。現代派人向前看,生來就是未來主義者,舊有認為祖先有智慧、謹慎持守有價值的假定,於是反轉過來。難怪老舊即過時、即錯誤、即無趣,或者以上三者皆是。

一九二○年代某些年輕才子,便是如此深自信仰。不似重新改造的俗人,他們無須壓抑肉體,便能享有這新而駭俗之事。他們已從戰爭的野蠻獸性活過來了——那場戰爭是那些比他們年長的笨蛋、壞蛋所掀起。如今新生活務必不受所有舊錯誤的羈絆,務必充滿新的樂趣。

於是他們的議程表上,快活是主要項目,雙手擁抱生命,包容別人(以及自身)的善變與異行,遇到壓力仍能滿不在乎。海明威將膽氣定義為壓力下依然優雅不亂,他心頭顯然正是想著這項特質——真是挺奇怪的想法,豈不見肉體之勇,往往很不優雅、既醜又急,但若用於道德性的抵制,就頗合此處描繪的氣質特色。徵諸戰後初期的氣氛頗為放鬆,拒斥過去,連同以各樣方式補償自己近日所受的驚怖,可算是以最少的付出而達到大解放吧。


信念與感覺,雖有此半途中輟,兩戰之間的空檔卻見三項運動再度進展。這些始於十九世紀後期的事物,在前面為方便故稱作九十年代的時期即已發軔繁盛,而且質性亦屬反叛,因此與戰後氛圍頗能相投,可以繼續發展。若非大戰再起,原本在一九二○年代便有可能大功告成,而不必再延後到一九五○、六○年代方才完事。這三項大事乃是:性解放、女權和福利國。

這些改變屬於道德、社會和政治習俗層面,而一九二○、三○年代之所以為人所憶,主要因其藝術與輕浮的時代氛圍,以致大家早已忘卻當其時也,已向二十世紀末的風俗、政治情狀跨出了第二步,反將二十世紀中期視為許多新開始的肇端,殊不知它只是一八九○年代起始的大解放最後階段。不過藝術既難與其他事物同時描繪,而藝術表現又在那段年月最為顯著,以下便先就此進行討論。

一九二○年代初期,年輕的知識分子就開始興奮地注意六七部稱得上具有定位意義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的作者均屬上一代,作品孕育於大戰時期,內容則處理每個活著的生命都已在近期歷經的經驗。艾略特的《荒原》,詩名與內容都具體而微地顯現出倖存者的思緒感受。荒蕪的味道,開篇第一行即已點出:「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須知從喬叟到莎士比亞,再從莎士比亞到勃朗寧、惠特曼,四月一向被歌謳為最溫柔、最宜人的月份。如今四月所代表的一切,尤其它那生發生命的力量,卻只激起反感——生命,令人厭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