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山水畫與西方古典音樂「留白」（下）：西方古典音樂家，也喜歡透過「留白」讓人題跋

上篇：中國的積極與西方的消極

圖片來源：香港藝術館藏品]

現在，我們再深入看看頁內的細節。圖5是畫冊的第一頁，當中雖然沒有作者的題字，但在右下角可以找到他的印章「雪坪」（梅庚，字子長，號雪坪）。而畫面中間的題跋是梅庚的同代人袁啓旭（兩人很可能是朋友關係）所寫的一首七言詩。接着，畫頁最左方是清末畫家汪律本（1867-1930）於「丁巳」（1917年）所寫的題跋，內容主要介紹袁啓旭這名人物的來歷。例如第一句：「士旦亦宣人，與二梅、高詠諸人同以詩名噪都下」。「士旦」是袁氏的稱號，而他跟「二梅」（即梅庚與梅清）及高詠等人同樣是安徽宣城人，並且以寫詩聞名於當地。因此，汪律本的題跋，其實就是袁啓旭題跋的一個注釋。

圖片來源：香港藝術館藏品

接著，我們再看看畫冊的第十頁（圖6），這是作品的最後一頁，也是唯一能夠找到梅庚親自題字的一幅，文字寫在畫面的最右方：「戊辰冬寫寄右湘年翁，弟庚。」這款識透露了兩個重要的信息，首先是畫冊於1688年（戊辰）創作，而作品是題獻給「右湘」的。那究竟誰是「右湘」呢？許承堯在1933年的對頁題跋寫道：「汪右湘，歙潛口人，水香園主人也，亦能詩。」因此，許氏的題跋可以作為梅庚「款識」的補充。而在畫頁的最左方，我們也看到汪律本於1916年（丙辰）的另一題跋，內容大致是畫作的品評。而更為有趣的，汪律本原來就是題獻者汪右湘的後代（或同鄕），而前者也跟許承堯互相認識，並且是好友關係。

於是乎，單單看畫冊的這兩頁，我們便能整理出一個人物關係表，從畫家到題獻者再到題跋者，各人原來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而從時間的層面看，由畫冊的創作年份（1688年）到最後一位題跋者1933年的文字，歷時接近二百五十年。若再加上大風堂及至樂樓等鑑賞印章，這個時間軸還要拉得更長。歸根究底，能夠構成作者與各人的跨時空對話，這主要拜「留白」所賜。若然畫面沒有這些空白地方，一切也不可能。

說到西方古典音樂，一眾作曲家其實也像中國傳統畫家一樣，喜歡透過作品的「留白」讓人題跋。這類的「音樂題跋」有一稱呼，名叫Cadenza，亦即華彩樂段。Cadenza原指意大利歌劇詠嘆調由獨唱者即興演出的段落，後來到了十八世紀，華彩樂段廣泛應用到噐樂協奏曲上，它們通常出現在樂章的結尾部份，而作曲家一般在樂譜「留白」，以一個帶有延音記號（fermata）的休止符代表整個樂段（圖7紅圈），此時樂隊所有成員停止演奏，任由獨奏者盡情發揮。有時候，作曲家會親自寫上華彩，如同中國繪畫作品的「款識」。也有一些情況，就是演奏者選擇即興演出或預先創作這個段落，順理成章成為作品的「題跋者」。

隨意舉個例子，就是莫札特（1756-1791）的《D小調鋼琴協奏曲》（K.466），其華彩樂段出現在第一樂章結尾的部份（圖7）。由於作曲家沒有留下華彩的手稿，所以現在能夠聽到的演奏版本，皆由後人所創作。而第一個為該樂曲出版華彩樂段的，可就是鼎鼎大名的貝多芬！其後，著名的作曲家，包括布拉姆斯、克拉拉·舒曼及布梭尼等人，也曾為這首協奏曲「題跋」。他們的版本各有特色，演奏時間由幾十秒至幾分鐘不等。於是一眾藝術名家，彷彿借助作品「留白」的地方，跟莫札特交流切磋。直至現在，只要不斷有人演奏，這種跨時空、跨世代的對話仍會延續下去。結論是，無論東方的畫家，或是西方的作曲家，他們除了需要完成自己的部份外，還要讓作品步入漫長的歷史旅程，欣然接受另一次的「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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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除了上述幾種以外，還有一種是純粹意境的創造，當中不太涉及物象元素。例如香港藝術館所收藏的《江山臥遊圖》，我們可以看到畫家程正揆（1604-1676）在這幅手卷結尾的部份，把山石拉得越來越遠，墨色也越來越淡，最後整個畫面歸於一根線條，繼而進入空白（圖8）。類似的處理方法並不罕見，很多時出現在橫幅的手卷或長卷，比如香港藝術館的另一藏品：吳彬《煙江疊嶂圖》。

藝術家透過留白表達的，主要是一種空靈意境。若套用到音樂上，大概可稱之為餘音裊裊，歸於寂靜。走筆至此，我想起意大利指揮家阿巴度於2009年在琉森音樂節演出的馬勒《第九交響曲》。當音樂奏過最後的一個降D和弦後，樂音的尾巴漸行漸遠，隨著空氣逐漸消失，聲音似有還無。阿巴度把手上的指揮棒緊貼胸前，雙手合十然後慢慢垂低，全場寂靜多達兩分鐘之久。演出者跟聽眾，彷彿進入了沉思冥想的狀態。音樂廳就在剎那間，成為了眾人的宗教場所。

圖片來源：香港藝術館藏品

聲音可以「留白」，除了台上的音樂家，也需要台下聽眾的𥚃應外合。出席音樂會，最怕的就是遇上那班「自作聰明」的觀眾，他們既不理解藝術，也不懂得尊重其他聽眾，每每在餘音裊裊的靜穆時刻搶著鼓掌。這些剌耳的掌聲，不單止扼殺了音樂的餘韻，更剝奪了聲音自身留白的權利。無聲勝有聲，恐怕不是每人皆可體會的。

回顧中國書畫收藏史，當中也不乏那些「留白煞星」，最著名的例子，恐怕就是好大喜功，自封「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他不僅熱愛蒐集書畫珍品，而且喜歡題跋寫詩，並在御藏中蓋上各款印章。可惜，他的收藏慾望遠勝其藝術品味，往往在名作上胡亂「塗鴉」。王羲之一張僅二十八字的《快雪時晴帖》，乾隆卻一口氣蓋上一百七十個印章。在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他幾乎將畫圖留白的地方都填滿文字，更把字句直接寫在山石之上，整個富有靈氣的作品毀於一旦（圖9）。未知是否天意弄人，可幸的也是因為乾隆的藝術水平不高，竟然誤把《富》的贗本（子明卷）視為真品，反而將他同時擁有的真跡（無用師卷）當作贗品，束之高閣並且未題一字。這幅不朽的傳世名作因此倖免於難，這樣的保存下來。

圖片來源：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