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日本文學改編電影:這些影像畫面,共同構築了我對日本的記憶

談日本文學改編電影:這些影像畫面,共同構築了我對日本的記憶
Photo Credit: 東昊影業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對「純文學」這個稱呼不陌生,每當言及這個詞彙,我卻多少感到彆扭,彷彿自傲在炫耀自己的品味,如同走進酒吧中,刻意要求威士忌年份的酒客。不過,純文學在日本電影業中與市場的距離,甚至可以說比出版業更近。今日檯面上的一線影星:渡邊謙、深津繪里、藤原龍也、吉高由里子、菅田將暉皆主演過改編自純文學作品的電影。

以上提到的僅有平成年後的作品,若是把時間拉到昭和,太宰治、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大江健三郎那些「文豪」的作品就更不用說了,光是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孃》就曾六度被翻拍成電影。

在這些文豪巨作中,最令我難忘的反而是1956年上映,知名度相對不高的《洲崎樂園赤信號》,改編自戰後女流文學代表作家芝木好子的小說。儘管是部黑白片,卻將戰後昭和的頹靡與燈紅酒綠表現得淋漓盡致。每當我路過那些保有昭和風情的飲食街,會看見華麗繽紛的招牌化為黑白,路上行人的打扮逐漸昭和,最後遇見走出壽司店的男女主角——開始侵蝕現實,正是偉大電影的表徵。

我趕緊走進令和年間仍然常見的連鎖牛丼店,世界才總算恢復了色彩。其中一位客人橫向手持手機吃著限定口味的牛丼,螢幕正在播放這一年來最被討論的日本(文學改編)電影:濱口竜介執導的《在車上》,改編自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Drive My Car〉。

「作品難以被翻拍成電影」曾經是村上春樹的標籤之一,為數不多的改編電影中,僅有市川準執導的《東尼瀧谷》得到不錯的評價。2010年法國導演陳英雄挑戰翻拍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得到的反響也是褒貶不一。而我是喜歡這部片的,李屏賓的攝影尤其令我陶醉,卻也屬於無法將水原希子的演出對上「緑」的那一派。

到了今日,《在車上》與改編自〈燒倉房〉的《燃燒烈愛》皆獲得諸多好評,且分別代表韓國與日本出征各大影展與奧斯卡外語片獎(現已改名國際電影獎),才終於幫村上春樹撕下「難以被翻拍成電影」的標籤。當然,李滄東與濱口竜介兩位導演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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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東昊影業
《在車上》劇照

《在車上》的成功,私以為村上春樹與濱口竜介的功勞不分軒輊,村上春樹透過短篇小說丟出了主題:溝通——因喪妻而封閉,或說向來就封閉的主角,如何讓一位年輕司機坐進自己的車裡,Drive My Car的不再是自己。

濱口竜介則進一步擴大了這項主題:跨界。改編自文學作品的電影是跨,電影中加入戲劇又是一場跨。從人類意識到自我開始,界線隨之誕生,於是我們需要溝通。同時,語言與藝術讓我們能夠透通,卻也創造出另一種界線。

對此導演與編劇大江崇允設計了廣島的戲劇駐村,讓來自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使用著不同語言的演員們,共同在一部文學改編電影中演出《凡尼亞舅舅》舞台劇,一舉消解了語言與類型的邊界。

電影開頭,主角目睹妻子外遇後選擇隱藏八目鰻的故事,導致妻子離世後他心中揮之不去的傷。直到開車前往廣島,讓年輕司機美咲坐進車裡,他才重啟了溝通。經過一連串舞台劇籌備的鋪陳,電影的重心又拉回了小說原著——岡田將生飾演的高槻與主角在車上對談,造就出整部片的高潮。

濱口竜介另外加上的雪地戲,則可以放進日本的震災後文學脈絡,令人想起同樣由西島秀俊主演的電影《風之電話亭》。生死——最難跨越的界線——在這場戲中暫時消解,也消解了現在與過去。正如主角與美咲打開天窗,打破規則點燃兩根菸,接著將其高舉,儘管短暫,卻足夠讓人意識到重新開始的可能。

「凡尼亞舅舅,我們要繼續活下去。我們一起走過漫漫長日,穿越幽幽的夜晚吧。」既是劇末,也是電影的尾聲,舞台上的索妮亞以手語說。

電影裡劇場中的觀眾,與銀幕外戲院中的觀眾,一同凝視著舞台上的多語字幕,那一刻,我們終於有了共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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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東昊影業
《在車上》劇照

本文經《方格子》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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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