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賭盤》：羅織罪證，最終請君入獄，這就是習近平奠定權勢的手段

文：沈棟

習近平上台，政治風氣轉向保守

二○一三年初，北京政協的委員被召集開會，我一進會場，就感到氣氛與往日不同。北京政協主席也坐在觀眾席上，做報告的是一位全國政協副主席，他開口就粉碎人們認為中國的政治管控可以放鬆的幻想。他對俞可平——我們敦請的凱風基金會智庫負責人的民主改革將促成中國更強大的觀點進行批判，同時也抨擊將中國政協會議比作英國上議院的設想。這段講話給予大家一記當頭棒喝，顯示在習近平當政後，政治風氣轉向封閉保守的又一例證。

中國的外交政策也趨於激進和強硬，我在當時來往香港的旅行中，親身經歷了如此變動。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時，中英政府同意在港實行「一國兩制」，中國政府允許香港管理本身事務，享有在中國大陸被禁止的民主政體和宗教、言論和結社等自由，保證五十年不變。但在習近平的權威下，中國開始打破承諾。

習政權開始限制香港的民主化建設，派遣公安人員綁架香港當地出版商和書店老闆，罪名是意圖出版引起大陸黨內權貴反感的書刊——《習近平與他的情人們》。中央政府同時也積極干預香港的政治體系，我與其他香港政協委員都被徵召參加這種政治活動。

在北京政協會議上，中央官員命令我們要支持中央指示，積極介入香港政治，尤其是在二○一四年，當香港爆發「雨傘運動」之後，這樣的要求更是變本加厲。「雨傘運動」，起因是抗拒香港特首候選人必須經由親北京的選舉委員會審核的政策。該法規的是非曲直顯而易見，如果只能選擇由北京欽定的候選人，那一人一票又有何意義？

在「雨傘運動」於當年九月開始不久，我們就被政協官員指派前往香港，組織和資助反示威活動。在香港有公司的人，則被要求派遣雇員參加支持北京立場的遊行。在二○一四年十月的一個大熱天，我參加了其中一場這樣的反擊遊行。

我們在香港銅鑼灣附近的維多利亞公園集合，但令人可笑的是，這個地點從一開始就是香港民主派遊行的起始地。現在來自共產黨統戰部的代表、同鄉會組織、大陸內地的香港政協委員及其他親中團隊，也選擇從這裡整隊出發了。

我有意讓駐港中聯辦的官員看見我在遊行隊伍中，否則不是白來了。中聯辦人員與我們政協人員集體照了相，好向他們的老闆交代，畢竟他們也不想做白工。在分發了五星紅旗後，大家開始走向香港島的主要大街：軒尼詩大道。我們沿途與民主派的示威隊伍相遇，雙方還相互開玩笑。那時，香港的親中和民主派尚未視對方為仇敵。當我們走到灣仔區時，隊伍中有人開始溜走離隊。

大部分的北京政協香港委員住在香港，而我是專程從北京飛來參加遊行的。以前，我常缺席政協組織的各類活動，這次我難得躬逢其盛，決定還是有始有終地走完全程。從維多利亞公園到金鐘大街海軍碼頭，步行了約一英里，我故意讓中聯辦人員看到我走滿全程。

我的報告，曾送到習近平辦公室

當時我內心只覺整個活動滑稽可笑，從政府代表到參加遊行的每個人都是在演戲，很少有人真正相信這次遊行傳達的：「香港需要北京施加更多管制，減少民主和自由的觀念」。參與的每個人都有自我謀利之心，希望籍此從北京當局獲得商業和政治上的好處。我打從心底不贊同北京對香港事務的干涉，也對「香港需要中國大陸指導」的這個說辭覺得反感。在中國插手前，香港一直過得很好。

針對香港二○一二年和二○一六年十一月舉行的立法局選舉，官員向我們提供了黨認可的候選人名單，令我們返回香港，組織動員，拉攏選票。這期間，北京指導香港選舉的文件曾在私人的微信社交圈曝光，尷尬之餘，黨內停發類似指示，但暗地裡還是利用香港報紙的競選版面，將屬意的候選人用紅筆標註，在我們圈內轉發，要求我們報告拉票結果，具體到個人組織了多少張選票，都必須如實稟報。

香港立法選舉的特色之一，是某些專業階層的代表，必須由本業內有資質的成員選舉產生，像醫師群體就是這類「專業類別」之一。由於我曾就讀皇后學院，畢業生很多成為香港的醫師，於是我被安排利用自己的校友關係網，在醫學職業群裡，票選北京圈定的候選人。

儘管我當時對習近平將把中國帶向何方這件事心存疑慮，但對雨傘運動和占領中環運動等行動也不盡同情。這些行動太過激進，背離現實民情，就像美國發生短暫占領華爾街事件的複製版。我也不認為香港大多數民眾支持這種街頭抗爭。

我同時覺得中國的中央政府在處理香港問題上被人為誤導了，我決定盡自己所能，幫助黨更加瞭解香港。在參加香港親中遊行返回北京後，受朋友之托我寫了份報告，遞交到習近平辦公室。我信中指責香港的「財閥家族」，利用與黨內權貴的錢權交易，和經由賄賂中央駐港人員挾持香港政府，損害中央與香港百姓的利益，壟斷香港經濟，巧取豪奪，剝削香港人民。依據香港政府的統計，二％的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我建議，要在香港對民主實施鬆綁，特別是在提名特首人選的立法機構，要讓民主派和年輕人社團的代表加入，而不應該僅為親北京的商業貴族提供席位。我更反對在大陸流行的說法：「香港風波是受席捲中東的顏色革命影響，由西方敵對勢力教唆形成。」

我判斷，這種對香港社會問題的曲解，導致中央對港政策的僵化無效。中國政府需要深入地聯繫香港社會所有階層，才能避免由財閥家族獨掌香港的政治權力。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是依靠大陸民眾支持而獲得政權，為何卻如此忽略香港民眾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