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一個老外要救援臺灣的政治犯?梅心怡:我覺得必須盡些責任

為什麼一個老外要救援臺灣的政治犯?梅心怡:我覺得必須盡些責任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第二個改變我生命的事件,是我把葛超智版的二二八事件,提出來問一個我台大班上的新同學,他是南部來的本省人,告訴我有關家族中叔伯輩半夜失蹤的事情。我聽了大為震驚,這類事件怎麼能被掩蓋地如此徹底。

作者:梅心怡(Lynn Miles)/譯者:鄭純宜 (原文出自於陳文成基金會的「人權之路」專刊,原標題為:一個人權救援者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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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1962年末到台灣學中文。在那個時候,無論是我的寄宿家庭、師大的老師,或是熟識的朋友們,全都是外省人,其中許多是軍眷、政治圈或情報單位的家庭(我的乾爸爸是前情報局頭目)。旅居台灣的前五年間,我所經驗到的一切,完全符合國民黨政府亟欲對外營造的形象,也就是「自由中國」。

1965年末和1966年初,發生了三件事,扭轉我之前的印象。首先,我台大的一個美國同學借我葛超智(George Kerr)寫的《被出賣的台灣》(Taiwan Betrayed)一書,我埋首閱讀,越讀越驚訝。書中的歷史敘述,和國民黨的官方版本截然不同。這是我第一次窺探到台灣政治黑暗、不為人知的一面。

第二個改變我生命的事件,是我把葛超智版的二二八事件,提出來問一個我台大班上的新同學,他是南部來的本省人,告訴我有關家族中叔伯輩半夜失蹤的事情。我聽了大為震驚,這類事件怎麼能被掩蓋地如此徹底,僅可透過秘密耳語來談論?葛超智的歷史撰述,以及同學告訴我的故事,讓我非常憤怒。我是來自自由世界第一強國的公民,而我的政府卻支持國民黨;對這些侵害人權的事情,我必須盡一些責任、做一點事。

第三件事就是我認識了李敖,這得歸功於一位來自密西西比州的學生借我看李敖的著作《傳統下的獨白》。我馬上就折服於李敖的勇氣,膽敢公開批評學術界和政府高層的腐敗。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他,信中滿是對這位「現代中國的馬克.吐溫」的崇拜之情。李敖興沖沖的來找我這個「書迷」,很快的,我們變成了朋友,我每幾個月就登門拜訪,讓李敖傳授我那些學校中學不到的東西。我們的交往,讓我能即時認知到國民黨政府骯髒、未被記錄的歷史。

1971年初,李敖、謝聰敏魏廷朝被逮捕。朋友危在旦夕,我一定要採取行動。他們被捕後不久,我就被台灣當局驅除出境,名列黑名單25年,直到1996年才解禁。我「流放」海外的前十年(1970年代)在大阪度過,我竭盡所能,把有關被監禁的政治犯的書面資料,交到記者以及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團體手中。關心政治犯救援的圈子逐漸擴大,形成一個救援網路;幾年之內,大家都知道我是台灣地下聯絡網及海外協助網的中介。

我不記得曾經特別下決定要走這條路、或終生致力人權工作。會走上這條路,其實是由一連串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特定情況所產生的推力所促成;而每個行動背後,都有具體、實際的理由。我很少想到這些救援的過程,會改變我這麼大,也無法預見我們的工作,會影響台灣的社會、政治發展,促成其轉變。許多改變往往一下子就發生,但並不表示這些改變只是很簡單的變化,或得來容易。

救援良心犯最重要的,就是及時獲取正確的資訊,交到海外的記者或有正義感的人士手中,因為蔣氏政權最怕讓國際社會知道其醜惡的真面目。但是,多數媒體對於出版任何會讓美國或其附庸國丟臉的東西,都不感興趣。所謂「自由世界」的假象,乃是由細膩、精巧的謊言所構成,不惜任何代價都要維持。挑戰這種「自由世界」的謊言,異常艱鉅。

我特別記得1978年陳菊被捕的時候。我一聽到她突然被捕的消息,就開始救援行動,三天三夜沒睡。我馬上整理一套資料,跳上往東京的子彈快車,希望能引起某些記者的興趣,可以把最新的侵害人權事件發表出來。我大概接觸了12名記者,其中只有一位來自倫敦《The Guardian》的Robert Whymant先生願意寫一篇報導。其他的記者都表示,就算他們願意寫,報社也不會刊載。這樣的情形實在令人失望,很難繼續維持信念:相信值得努力,最後一定會有收穫。前途似乎茫茫,黑暗籠罩,不見光明。

然而,到了1970年代末期,美國卡特行政當局把人權議題納入其外交政策,世界潮流也日益關切人權議題,使國民黨政府為自己辯解的壓力越來越大。1980年初美麗島大審時,國民黨政府營造其人權形象的各種努力,已被證明是徒勞無功;到了1980年代中期,終於崩潰決堤。自此之後,救援的活動就變得比較容易,特別是和孤立、充滿挫折及嚴酷考驗的1960年代相比。

回顧上個世紀台灣的人權紀錄,不論是野蠻的或壯烈的部分,皆屬我們全體所有。這些故事令人敬畏,因它道出了我們內心的善與惡,使我們心生驚懼,同時也深受鼓舞。我們共享進步的榮耀,也同為流下的鮮血與無價的犧牲,慚愧低頭。多少人斷送生命,痛失摯愛,夢想碎裂,而這一切,只為了少數人短視貪婪的權力私慾。

這一條路是沒有止盡的。那些心懷慈悲,關切這塊土地的命運的人們,曉得這條路會不斷地往未知處延伸而去。往路的兩旁望去,眼前的地平線同樣地看不到盡頭;為人權的奮鬥早已與全人類休戚相關,而營私政客只在一旁吆呼,各國皆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旋即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人權標準的普世性於此獲得彰顯。1942年初,聯合國(同盟國)宣布以《大西洋憲章》為目標,此即《世界人權宣言》的前身。世界人權宣言可以說是這場戰爭的「重要成就」;戰爭的代價是6000萬~8000萬人的性命。

到了1960年代,一般大眾愈來愈明白,數千萬人命的犧牲已成枉然;各地接連發生人權倒退的情況,嚴重程度較戰前猶有過之。各國政府,包括許多世界人權宣言的簽署國,違背了他們的承諾,良善的宣言淪為一張廢紙。這就是為什麼全球各地人權運動蓬勃發展的背景。人權團體紛紛興起,集結能量,各國政府難以視而不見。到了1970年代,全球共識可以說已然成形,人權議題在每天的媒體上出現。一些團體,像是國際特赦組織,其地位與影響力不斷成長,乃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肯定。

在言論自由方面,台灣的進步令人印象深刻,這不僅是台灣人民之福,也是全人類之福。但在其他方面,仍有很多地方尚待努力。白色恐怖時期強加於蘭嶼達悟族人的核廢料問題,仍未解決。廢除死刑的目標,不斷地往未來推延。客工(外籍勞工)仍然沒有結社的權利。所以,我們沒有時間自得自滿;我們得要再次奮起,回到工作岡位上,並以歷史為師。

Photo Credit: WUFI-Taiwan(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責任編輯:鄭少凡
核搞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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