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大江健三郎（1935-2023）——國族作為曖昧，真實作為倖存

文：陳潔曜

「日本的曖昧，正是以一種猛烈，將國族與個體，兩者撕扯開來。」——大江健三郎，諾貝爾獎演說〈曖昧的日本的我〉

抵抗國族至上，連結五百年荒誕人文主義，和千年原始雨林

於島國文化圈流行、光鮮亮麗的後現代語境下，大江健三郎於網路元宇宙時代，似已成為上個古老世代，還在講人文主義和極左鬥爭、還在崇尚沙特（Sartre）哲學的歷史人物。

然而，親身經歷七、八十年代「後現代科學方法」批判人文主義的思潮之中，大江健三郎於199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演說中，看似挑釁，故意直接提出至少六次「人文主義」，長期作為其抵抗國族至上、科學至上的寫作動機。大江健三郎不斷直面世紀苦難，所連結發展的數百年「人文主義」，似更能作為看似客觀的「後現代科學術語」，其隱藏菁英偏見的照妖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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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大法文系出身的大江健三郎，不可能不知道在他整個年輕時代，法國後現代主義早已以「科學方法」，把沙特《存在主義作為人文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批判得體無完膚；儘管如此，大江健三郎終其一生，在所有可能的場合，特別闡明沙特提出「介入」（engagement），對他文學至為關鍵影響，更不諱言五百年傳承的「人文主義」，正是他思想抵抗的首要武器。

大江健三郎為何在他的盛年，反其道而行，背對當時風起雲湧的後現代漂亮思潮，如「文本愉悅」（plaisir du texte）、「真實效應」（effet de réel）？其關鍵的主因，可能在於「書寫苦難」和「真實溢滿」。

「一道讓所有一切消失的可怕強光」，共時於廣島核爆，大江健三郎可說親身見證了二十世紀的啟示錄等級苦難。出身於二次大戰箭在弦上的1935年，大江健三郎整個童年，可說都沉浸於大日本軍國，無時無刻的洗腦教育下；在戰火蔓延時，又雪上加霜，經歷祖母和父親於數星期內相繼過世，遭受一種絕望的打擊。

於戰爭即將終了之時，身為兒童的他，能感同身受，軍國政府要求所有百姓自盡，能夠提出「玉碎」的冠冕堂皇。《終戰詔書》的「玉音放送」，讓他第一次聽到像神一樣的天皇，竟然發出凡人的聲響，讓他從小到大被教育的宇宙三觀，一夕塌陷崩潰。

大江健三郎面對的苦難，除了經歷二十世紀的啟示錄戰爭，也在於其身在其中的家庭難關，他的獨子，大江光，一出生即得腦瘤，並成終身智能障礙。這個遭遇，讓作家一度想要自殺。

大江健三郎面對自身苦難，從與神祕自然的接觸，找到一個開放的意外方向。他智能障礙的獨子，直到六歲都不會講話，對說話沒有任何反應。有天卻在野外，聽見野鳥的叫聲，為了和父母分享他的發現，開始說第一句話。成為大江健三郎能和大江光語言溝通的開始。大江光的艱難成長，一直伴隨大江健三郎的寫作生涯。

作家說：「我繼續體驗著持久的苦難，這些苦難來自生活的各個方面，從家庭內部，向外連結到日本社會，以至於我數十年的生活方式。」苦難可說成為他寫作生涯，需要處理的主要內容。

大江健三郎寫他孩童時期，為了逃離當時軍國洗腦，逃到四國的茂密雨樹中，幻想祖先神話的神秘無語，沉於自然，聽到一種潤無聲。他執意寫廣島核爆，終身反戰、反對興建核電廠。

他又寫沖繩島戰役，上萬百姓如何被迫一起「玉碎」，被告上法庭，更得罪日本極右派，受人身暴力威脅。他更長期描寫戰後青年，在美日安保條約下，表現出的集體迷惘、失落、狂熱和爆裂。大江健三郎最後更斷然拒絕天皇頒發的文化勳章，和其優渥的百萬台幣終身年俸，因為他指出：「我的行動，象徵我對天皇存在的拒絕。」

從小受到天皇如神一般、大日本軍國主義的洗腦，讓他終身成為站在最前面的反戰人士，而他對抗國家至上的方法，在於一種「身為邊緣的人文主義」的跨時空傳承與當下試煉。大江健三郎念茲在茲的「人文主義」，正是和當時的後現代思潮，有意、無意形成碰撞、反差。

若後現代批判「人文主義」為歐洲啟蒙時代創造的理性主義，一種進步意識形態的無限上綱，大江健三郎提出的「人文主義」卻剛好完全相反，並不在笛卡爾（René Descartes）理性萌芽的菁英思想，卻在於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於五百年前發明的民間小說，企圖表現出一種荒誕、發現一種瘋狂，以一種肉體荒謬與語言顛覆，翻轉社會文明的完美理性結構，在自認無瑕的封閉體系之中，找到透光裂隙，堅持一種開放視野，找出一種寬容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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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受其東大法文系恩師，渡邊一夫，影響至深，後者正是翻譯拉伯雷成日語，「前所未見、不可能企圖」的第一人。透過渡邊一夫，大江健三郎能夠連結看似不可能連結的，讓日本和法國的五百年文化傳統，心領神會，尤其在兩者中都可以發現，一種面對國家至上結構的底層裂隙，交會出一種從民間生成，由下而上的階級翻轉，發現一種理性共振荒謬、結構持續翻轉與信仰共鳴寬容的崎嶇路徑。

大江健三郎提出的，從民間底層自發，「身為邊緣的人文主義」，並非源自菁英階層的理性啟蒙，卻可是對科學技術的持續批判，尤其是「人類如何成為自己創造機械的奴隸」，這也就是大江健三郎在〈曖昧的日本的我〉，所提出的：「以羸弱自身承擔起，這二十世紀科技與速度發展，所累積的痛鈍、苦難。」

也就是如此對當代速度批判，大江健三郎提出的「邊緣人文主義」，於當今光鮮亮麗的科技至上時代，更顯出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價值、試煉，也就是這樣面對看似完美、永不變更的科學理性結構，轉以回歸荒謬苦難的肉身，曖昧顛覆的語言，進而發現透光，信仰寬容，有助於「人類的療癒與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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