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連德新論》:伍連德除了是抗疫英雄,也是號召星馬華僑援助中國抗戰的僑領

《伍連德新論》:伍連德除了是抗疫英雄,也是號召星馬華僑援助中國抗戰的僑領
檳城輔友學校的伍連德和泰戈爾壁畫。伍連德多次返鄉時都受邀在輔友社以英語演講。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泰戈爾(1861-1941)則曾於1927 年來訪時主持輔友學校新建築奠基儀式。Photo Credit:黃賢強攝。臺大出版中心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910-1911年在東北抗疫成功的伍連德,代表二十世紀上半葉來自南洋的土生華人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化的參與和貢獻,但他的代表性也有特殊的成分。伍連德比其他為中國作出貢獻的同時代南洋知識分子更勤於回鄉,也更積極向家鄉同胞介紹中國現況及鼓勵他們到中國服務。

編按:來自馬來亞的伍連德,是近代中國醫學史的重要人物,也是1910-1911年在中國東北消滅鼠疫的抗疫英雄。本文前篇書摘為《伍連德新論》:奇才來自南洋,百年前消滅中國鼠疫的馬來亞華僑伍連德

回鄉言行思想和影響

伍連德勤於回鄉探親和考察,也樂於分享他在中國所做的事,所見的人事物。換言之,伍連德利用回鄉的機會介紹外面的世界給新馬的華人,並鼓勵他們充實自己的知識和加強語言能力,以應付外面的大千世界,貢獻自己的所長。從他南來的行程和言論,可以剖析和歸納出他的思想。

首先,伍連德對中西文化的觀點是相當明確的。西方醫學訓練出身的他,對於科學非常有信心。他從事的醫學研究,是根據西醫的臨床試驗為基礎。他對疾病的預防和治療工作,也是依據西方的科學準則。1910-1911年冬春之際他在東北抗疫成功,基本上就是採取科學的方法,包括阻斷交通、檢疫隔離、口罩防護、解剖化驗、焚屍消毒等。

雖然他曾因將西醫稱為新醫,中醫則稱為舊醫,也曾將西醫比喻為汽車和電燈,中醫則比喻為騾車和煤燈,而遭到中醫界的批評和責難。但他對中醫的看法不是全盤否定。相反的,他認為中醫是中國悠久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也曾在中國的醫史中留下痕跡,為人類的生命醫療作出貢獻。但時代在躍進,中醫必須「放棄糟粕,保留精華」,攜手與西醫成為現代醫學的組成部分。伍連德曾經說過「西醫不等於現代醫學」,就可以知道他所定義的「現代醫學」是具有包容性和普世性的。

同樣的道理,伍連德認為東西方的語言不應該有優劣或高低之分。對他而言,語言是一種溝通和謀生的工具。在現實的世界中,每一個人的幼小時期可能因為家庭背景、環境因素或其他考量而被父母安排到某一語言學校去就讀,所以第一語言的掌握不是個人決定的。但是在成長的過程中或成長後,是可以主動去選擇和學習另外一種語言,就如同尋求額外一個工具。他認為掌握雙語對生活在英國殖民地的新馬華人特別重要,退可以安居樂業,更全面地融入殖民地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生存環境中;進可以伸展抱負,回去中國尋求更大的機遇以貢獻祖國。由此可以看出那個時期伍連德的國族認同中,沒有否定作為一個英籍華民的成長事實,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中國人血統和民族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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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Global Gathering of Relatives of Dr Wu Lien Teh
伍連德

其次,伍連德對中國前途的看法保持一貫的謹慎樂觀。1916年袁世凱政權倒臺後,伍連德初返檳島,伍連德「深信黎(元洪)總統於後十年內,必能致中國於富強云云。友有叩以中國近日亂事者,伍君謂所傳多不足信,並謂自歐戰開幕以來,中國之城邑鐵路工藝潔淨醫學等等,百廢俱舉,大有可觀,非復如前時之寙腐云云。」十年後的1926年,伍連德在檳城台山寧陽會館的一場歡迎會上,回答中國近況和未來的問題說道,「祖國地大物博,各種技藝人才不少,雖因軍閥專橫,至使地方多故,然而民氣浩蕩,自能進步。若再遲三年之後,中國關稅自主,財政日臻富裕,則祖國將來之希望,誠未可量。」不久,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如上文所述,伍連德同樣以樂觀的角度看待中國之後十年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此外,1931年伍連德從日內瓦回國途中在檳城演講,他觀察和比較中西方世界後,認為東方復興的時機已到。伍連德在中國期間,目睹中國在醫藥、社會、男女平等觀念方面的明顯進展。他因此勸告新馬土生華人,「勿再永遠以居於斯地以為榮,認此地為世間之樂土」,而應該回去中國看看,可見他對中國的發展和未來前景是樂觀。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破壞了他繼續號召新馬華人回國的計畫。但即使是國難當頭,他所負責的上海等處海港檢疫系統和設備被日軍所控制或破壞,決定舉家南遷避難後,他對中國長期抗戰的決心還是充滿信心的,尤其是他曾目睹中國西南基礎建設的戰略準備工作。伍連德回到馬來亞後,繼續呼籲馬來亞各界賑濟抗戰災民,並援助中國抗戰。

最後,伍連德在中國服務期間南來北往十三次,有其時代的特殊性及影響力。廿世紀上半葉是近代中國與海外華人互動最頻密的一段時期。有許多中國人在這個時期移民海外,也有不少海外華人回到中國投身革命和經濟建設等行列。像伍連德這類兼有土生或僑生華人和專業人士兩種身分的海外華人回國服務者屬於少數,但他卻是最有成就的一位。一方面要肯定清末官員如袁世凱和施肇基的慧眼識英雄,以及鐵良等的海量包容,聘用一位缺乏漢語文基礎的南洋土生華人承擔重任。當然,這也反映出當時大清帝國和民國初年科學人才的奇缺,因此對外來人才求之若渴的時代特徵。

另外一方面也要肯定伍連德的膽識和耐力,願意到一個他相當陌生,而且言語不通的國度去施展他的專業才華。更難得的是,他很快融入這個祖國,不只協助中國從事現代化的醫療建設,也代表中國出席國際會議。同時,他也扮演中國民間大使的角色,每當回到新馬的時候,都會介紹中國的進步和良好的發展前景,並鼓勵華人回去中國參與建設。伍連德的這個角色不只是從中國的立場出發,也是發自內心對家鄉的關懷。他的家鄉情結是非常濃厚的,每次被奉派出國的時候他都掌握機會順道或繞道停留一段不短的時間,並充分利用時間與鄉親父老及朋友分享他的知識、閱歷和思想,並為家鄉的子弟提供建議和鼓勵他們回國發揮所長。由此而論,伍連德不只在行動上往來中國和新馬之間,在思想和感情上也是遊走於祖國和家鄉之間,並將它們融入自己的基因。

圖12
Photo Credit:Wu Lien-teh collection,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臺大出版中心提供
伍連德的二婚家庭:夫人李淑貞及五名子女(1954年攝),子女長幼依序為伍玉玲、伍玉珍、伍長生、伍長員和伍玉珠。其中長女伍玉玲(後排左一)於1926年生於哈爾濱濱江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