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台大電影節】影評徵文：攝影機作為武器，《親愛的莎瑪》在敘利亞內戰下的反戰意義

文：翁皓怡

紀錄片具備影像內容之外的意義，其作為一種紀錄媒介，如何將所謂「真實」世界發生過的事，收束進攝影機「虛構」、「被框構」過的景框裡，成為紀錄片工作者不斷透過手上攝影機，以及其面對「真實」的視角與姿態辯證的重要問題。

而以紀錄片直面國族歷史與戰爭，成為在繁複的主義、派別糾纏與對立的現代，看似最有效直擊「真實」的方式，然而我們在電影銀幕、景框下看見的從來就不是全然客觀的「真實」，所謂紀錄，從來都是混雜立場、主觀主義，與個體感知的框構。

我們該問的不是戰爭紀錄片告訴了我們什麼（what）歷史，而應是——如何（how）在影像上看見攝影機後影人情感、立場交織的「紀錄」乃至「創作」過程與方式？

《親愛的莎瑪》紀錄敘利亞內戰，如其片名，主導演瓦黛・卡提波（Waad Al-Kateab）將此紀錄片獻給女兒莎瑪，作為被圍城的首都阿勒坡居民，卡提波立場早就明確——反戰，並反對敘利亞軍政府施壓，因而紀錄片在紀錄之外，成為卡提波立場的宣揚，影像成為其抵抗戰爭論述（discourse）的媒介。

長達五年的日常拍攝紀錄，將近兩年的剪輯過程，她既為女兒莎瑪寫下她出生前的「史前」書，也為她框構一個母親身份、反戰記者身份、阿勒坡居民角度的世界觀。

因而承前段所言，討論紀錄片《親愛的莎瑪》之「如何（how）」透過「真實」的影像紀錄、創作時，我們必得從卡提波的視角出發，從中探討「給莎瑪（英文片名：For Sama）」的多層面意義，以及「親愛的莎瑪」如何從一句畫外音的私密呼語延伸而為喚起多重立場、共鳴經驗的堅定語言，以及叩問時代與歷史的問句。

Photo Credit: 海鵬影業

一、戰爭線性時間外的母性記敘

《親愛的莎瑪》被歸為戰爭紀錄片，卻開頭於卡提波的散文式自傳，從其十八歲來到阿勒坡讀大學的影像檔案，配以卡提波第一人稱自述之畫外音，已清晰可見本片高度私人的敘事角度，亦即卡提波面對與紀錄戰爭的「姿態」——緊扣個人生命的經驗記敘。

接著我們聽見她喚起「你」，影像順勢切至女兒莎瑪的特寫，從「我」的自傳，來到對「你」的呼喚與叨絮，紀錄片創作者與其寄予之對象明確相連，此連接是女性、母性的，卡提波在其所處的陽剛戰爭與大歷史時間軸中，開啟了女性時間與母性記敘。

在五年攝錄的眾多影片中，她選擇以特寫莎瑪的鏡頭開場有其意義，攝影機後的她逗弄著嬰孩，不斷喚著「莎瑪」與「媽媽」，不久後背景傳來動亂聲響，男人聲音呼叫著她倆下樓避難，又一波坦克攻擊襲來，卡提波手持之鏡頭才搖晃著離開莎瑪，在一陣黑暗混沌中傖惶奔逃。

紀錄片中觀眾所見的一顆顆鏡頭雖非「敘事」與設置，但剪接與選擇影片片段正是紀錄片工作者可能操縱的敘述方式。卡提波的敘述是以其母親身份向著女兒莎瑪開展的，戰爭成為背景，而它介入並某程度上破壞了片頭形成的母女連結。

於是在鏡頭一陣模糊晃動後，我們聽見攝影機後卡提波不斷問「我的女兒在哪」地尋找被抱走的莎瑪。在攝影機焦距外模糊的戰爭後景之前，前景清晰的嬰孩臉容先映入眼簾；在烽火中找到立場之前，她先要找尋女兒；在戰爭的線性時間軸介入其記敘之前，她先有母性的時間與感官經驗。

因此我們可以在《親愛的莎瑪》看似直觀的紀錄中窺見兩種平行存在，甚是互相交纏的時間軸，乃是戰爭的線性時間，以及由卡提波經驗、感官建構的，克里斯蒂娃所謂女性時間（women’s time）。

卡提波以年份與月份，以及圍城達第幾個月的時間字卡分章呈現戰爭局勢發展，這些章節的開頭，畫面由俯拍城市的大遠鏡空拍鏡頭組成，我們總是在前一個畫面的血腥混亂中，突然抽離而彷彿從寧靜的「圍城外」看見阿勒坡城市的斷垣殘瓦，與裊裊升起的烏煙烽火。這些黑屏後的遠景空拍鏡頭逕自組成指向圍城之戰的時間軸線，然在其中，卡提波則透過她那些第一人稱手持晃動鏡頭，形成女性的循環時間（cyclical time）與紀念時間（monumental time）。

如作為母親必須定時替莎瑪換尿布、餵奶、哄其入睡的循環，以及她與丈夫結婚、婚後住進新房子、懷上二胎等的女性生命重要時程，這些時間召喚了戰爭中的日常經驗與國族之下的個體歷史。

也因此那些搖晃模糊的特寫鏡頭不論朝向雙眼發亮的莎瑪，還是隔其不遠處浸血的屍體，都指向直接的日常流動經驗與感官，它們循環地存在，日復一日構成卡提波的生活。而不論是標誌著圍城有所進展的客觀時間字卡，還是卡提波邊靜靜拍著落下的夕暈，邊以畫外音呢喃著自己被求婚的經過，都成為具不同意義卻均紀念性地深烙其生命裡的時間刻痕。

直至影片最末，我們看見攝影機由低至高、由近至遠地拍下胸前背著莎瑪的卡提波，行走在阿勒坡的殘垣斷壁中，畫面由莎瑪的特寫轉而成大遠景空中俯視鏡頭，唯不同於前段提及的空鏡，此時卡提波與莎瑪渺小卻清晰地存在環境裡。

如前述，紀錄片通常不刻意「設置」鏡頭與敘事，然此結尾鏡頭卻明顯呈現卡提波對莎瑪即將繼續面臨的成長、以及對圍城結束一事的「態度」——正如其畫外音道，卡提波並未後悔自己帶著莎瑪，以及攝影機在圍城期間經歷、紀錄下的種種，而這些她都以母親的身份獻給女兒莎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