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債務危機下的南韓人》：露宿街頭也分等級，只有「IMF無家者」才值得金大中政府援助

在很多年後的今天，很多曾經投身雨傘運動的異議學生、反對分子，紛紛說起要儲存實力，從商的從商，讀書的讀書，要有影響力──「只要當我們一代成長起來，拿下了那些社會重要的位置與資源，就是抗爭之日的重臨。」是這樣嗎？我不知道。

他們還會說，要盡可能把道德的失地減少，以便日後得以收復。是這樣嗎？屠城之後的學生，有人不食周粟，但更多人步步高升，成為商賈巨富、政要中人。時間會站在我們這邊嗎？當我們隨時有人脫隊，誰是我們？道德的墮落是否能走回頭路收復失地？我真的不知道。

──鍾耀華〈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

1998年五月，還是人類學博士生的Jesook Song回到首爾，準備進行博士論文的田野工作。稍微把時間往前撥一點，1987年，南韓終於從軍事獨裁走向民主化，到了1990年代早期，性別運動的浪潮也開始捲動著社會氛圍。

那時的Song是首爾的大學生，不僅目睹這一切的風起雲湧，自己也投身其中，直到她離開韓國、前往北美讀研究所。二十世紀的尾聲她回到故鄉，想觀察的正是這波性別運動對韓國社會的影響。

然而Song還沒有意識到，自己離開韓國去讀書的這幾年，情況已經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在她重回首爾的前一年，亞洲正籠罩在金融風暴的陰影下，經濟重創。

好幾個國家面臨破產危機，被迫向國際求援，韓國是其中之一。1997年11月21日，韓國政府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有條件的金融援助，被迫開始一系列的組織與經濟重整計畫。那天韓國最大報的標題這麼下──「韓國第二個國恥日」。

1998年，金融風暴的餘波還在韓國震盪，大財團裁撤一批又一批員工，承諾儘快就會重新雇用他們，卻從此再無消息。首爾街上開始出現新一批無家者：露宿車站附近巷弄裡的中年男性。媒體給了他們名字：「IMF無家者」。意思說，他們淪落至此，是因為1997年後IMF要求的經濟重整。

回到首爾不久，Song就發現自己想拜訪的社會運動組織都已經暫停活動。畢竟這些組織規模都小，主力是二、三十幾歲的年輕人經營，在最基本的生計面臨難題之下根本無以為繼。金融風暴席捲韓國沒有多久，組織失去了金援，成員們只好解散、各自尋找活路。

Song約了過去的夥伴見面，席間話題永遠離不開怎麼打零工維生──還有人因為付不起交通費而無法參加他們的聚會。

就連Song自己也難逃困境，曾經無往不利的求職通行證（美國的博士生身分），如今幾乎毫無用處。回到首爾進行研究期間，Song努力接翻譯案以供溫飽，但翻譯市場同樣慘澹，幾個月薪水領不到是常態，無薪加班同樣也是。

原先的研究計畫顯然擱淺。朋友與自己苦苦掙扎的切身處境卻因此推著Song去到了另外一條路，最終寫成《債務危機下的南韓人》。她追問金融風暴帶來的震盪怎麼後續影響著韓國？這一切的一切又究竟怎麼發生的？

Song說，故事還是要回到1997年。那年冬天，韓國不僅僅遭受亞洲金融風暴重創，被迫尋求IMF援助；年底的大選，韓國重要的民主化運動者金大中挾著廣大民意選上總統，曾經長期被軍事政權迫害的異議分子走入體制，成為了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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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幫助的無家者

金大中上任第一件任務就是拯救經濟重創的韓國，他制定了韓國第一份社會福利政策，並首度將中產階級的上班族納入原先設想是為了貧困的勞工所設立的社福保障中。這些措施，當然是為了因應前面說的大批「IMF無家者」──因為財團與政府大整頓而被裁員、流落街頭的中年男性。

但隱患也就此埋下。Song告訴我們，金大中政府看似積極介入的社福政策，其實非常具有排他性：這項政策刻意地將「IMF無家者」與其他早已長期定居在街頭的無家者（ 부랑인）區分開來，並且只著重補助這批「只不過短暫失去工作但尚有工作能力」的IMF無家者。

換句話說，這項政策背後其實隱含了「值不值得」的判斷，一個人必須符合條件才能領取政府給予的保障──政府的想像很簡單，像IMF無家者這樣的人只不過是受大景氣所害，隨時能夠回去工作，所以值得社福援助；而像那群早在金融風暴前就在街頭的無家者，要不是有精神病就是人間失格，當然也就不值得拯救。

更嚴重的是，當政府和大眾媒體皆把「無家者」設想成「IMF無家者」的同時，不只否認早已存在的無家者和他們的生存議題，還重塑、鞏固了傳統家庭價值的想像。

在這些說法裡，IMF無家者就是那些突然失業的中年男人，是家庭的重要經濟來源，是韓國當前最大的棘手議題。理所當然地，無人過問是否有女性無家者。甚至在一場政策討論會裡，某市政府官員更直接說：「無家者從來就沒有女的！」（這是明顯錯誤的發言。）

這樣狀況下，我們或許也就不會訝異1997年之後、和「IMF無家者」同時出現的是「家庭崩壞」的口號。在大眾媒體的討論裡，「IMF無家者」是如今失業的、賺錢養家的男性，其對應的就是應當留守家庭的妻子或母親。

當「IMF無家者」逐漸成為社會重大議題，家庭失能──也就是這群女性不負責任，沒有好好維繫家庭情感──就成為咎責的關鍵。

「IMF無家者」和「家庭崩壞」的強大論述包藏了更多黑暗面。許多公司基於女性就該回歸家庭的理由優先辭退女員工。Song自己參與一場市政府辦的青年就業工作坊時，勞動局長問她是否已婚或與家人同住，Song回答兩者皆沒有。局長搖搖頭：「難道你不能透過結婚來解決自己的失業問題嘛？」

《債務危機下的南韓人》不乏這樣殘酷而討厭的故事。現在回頭讀這本2009年出版的小書，我相信很多讀者可能會跟我一樣，覺得內容有點陳舊了。全書的大主張是「新自由主義」不止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也不只影響經濟層面，而是滲透進社會各個角落，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