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台大電影節】影評徵文：導演雷奈與小說家莒哈絲，如何透過《廣島之戀》描繪真實的不可訴說性？

文：黃羿文

「廣島」此地名本身具有的歷史意義對觀眾而言皆不陌生——人類史上首次原爆的發生地，象徵二次大戰的終結，也是無數生靈苦痛的開始。當然，戰後廣島也成為和平的標誌。

作為一個歷史意義極為鮮明的地點，所有發生在廣島的故事，似乎都蒙上了一層戰爭和集體創傷的色彩。電影《廣島之戀》開始於一對愛人身體交纏的影像，穿插著城市歷經破壞留下的滿目瘡痍，和傷患屍體滿佈的煉獄，愛人的身體上一時覆蓋著原爆的塵埃，一時光滑無暇，映照人類極度的痛苦與歡愉。

接著我們聽到男子的聲音說：「在廣島，你什麼都沒有看到。」然後一名女子反覆呢喃著：「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全看到了。」然後，又再被反駁。

作為影史上或許最出名的開場之一，《廣島之戀》的前十分鐘令觀者震撼，也令人難忘。

Photo Credit: 《廣島之戀》

真實或創傷的不可訴說性

為什麼電影前十分鐘的蒙太奇開場，日本男子要一再否認法國女子在廣島看到的一切？我們跟著女子一起看見醫院、博物館、照片裡哭泣的兒童，和展場展示著女子掉落的頭髮，卻被告知「我們什麼都沒看見」。

真實，或創傷，可以作為一種「知識」被訴說、展示、傳播嗎？法國女子與身為觀眾的我們，可以從文字、文物、影像、基於史實的紀錄去認識，但日本男子的一再否認，揭示了我們所謂的「看到」都不是真的看到，再怎麼樣的訴說都不是真正的經歷。廣島事件的恐怖無以名狀，因為太巨大而無法被言語窮盡，不在場的人終究無法真的理解。

導演雷奈（Alain Resnais）和小說家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創造出來的《廣島之戀》便是在回應此一命題。以前一部紀錄片《夜與霧》獲得成功的雷奈，本來接獲的任務是拍攝另一部二戰時期的紀錄片，這次主題關於廣島，但經過歷史考究和嘗試過後，雷奈決定屏棄紀錄片實錄的形式，轉以虛構的愛情故事進行探索，談論訴說廣島之不可能。

既然訴說創傷不可能，便唯有用個人生命的經驗去靠近。莒哈絲以極具文學性的手法，創造一段法國女子和日本男子在廣島的短暫相戀，恍惚之間，也使女主角回想起過去在家鄉與德國軍官所發生的一段禁忌戀情。矛盾地，電影的敘事由法國女子作為主導，講述她的愛情故事，卻隻字未提廣島。

Photo Credit: 《廣島之戀》

記憶之流動性與模糊的界線

法國女子一開始抗拒說出自己的過去，她不願再回自己的故鄉內維爾，就連念出名字都有些勉為其難。在戰爭結束之際，法國女子的德國軍官愛人被開槍殺害，而女子因為愛人死去的痛苦而陷入瘋狂。

創傷會以反覆、無預警的回憶閃現或惡夢等形式出現，如同法國女子曾經說道，內維爾是她最常夢見、但最少想見的地方。法國女子的創傷和廣島的創傷形成呼應的事件，除了時序上的同步性，也因為兩者皆印有戰爭的標誌，在廣大的歷史之網上被編織在一起。

記憶的流動沒有時間或空間的疆界，只要足夠的線索就能觸發一個人的過去。在廣島所代表的宏大、巨觀的集體創傷之中，我們隨著意識的洪流，進入法國女子同樣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下個人、私密的創傷。

《廣島之戀》創造了許多使今昔重合、生死交融的模糊界線，讓觀眾隨著法國女子進入她的過去。身體的重合是一例，日本男子熟睡時抽動的手，讓法國女子聯想到了死去的德國軍官，第一次打破現在與過去、生與死之間的界線。

後來，在咖啡廳交談的場景中，日本男子一句「當你在地窖時，我死了嗎？」徹底帶入了德國軍官的角色，喚起女主角當時的狀態，她再次回到當年的地窖。

她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在地窖中，獨自在悲傷和瘋狂中淪陷，受困於愛人的生死未卜（當她在地窖裡，他當然已經死了，但她並未捕捉到他死去的那一瞬間），14年前在地窖徒手掘牆所受的傷，彷彿再次疼痛了起來，於是在片中當下癱瘓了她的雙手，只能由日本男子幫忙餵酒。

墜入愛河、悲愴、瘋狂，情緒累積至高潮，她說：「在他死去的身體和我活著的身體，我只能找到一致性。」分不清楚是生是死，是己是彼。在情緒的最高漲，日本男子以唐突地近乎荒謬的兩巴掌將法國女子打回現實，她淺淺地微笑，留下觀眾兀自震驚。

Photo Credit: 《廣島之戀》

訴說作為一種背叛

咖啡館談話結束，女主角在與日本男子道別後，回到了飯店對鏡子喃喃自語，此時視角彷彿進入了女主角的意識中，她對著德國軍官說話，我們看見她對鏡子說話，也聽到畫外的聲音說話。

她想起他們本來要私奔的事實，要去遙遠的地方。接著她說：「你那時還沒完全死。我把我們的故事告訴別人了。在今晚，我背叛了你，我把我們的故事告訴一個陌生人。」

她說了「你那時還沒死。」這句話是單純因為時空錯亂而發出的囈語、一句跳躍式的感嘆，還是其實這某種程度上夾帶了下一句並未道破的條件句：把我們的故事說出來後，你就完全死了？為什麼把故事說出來會讓她的愛人真的死了？

法國女子被困在地窖中那段時光，可以說是她失去理智的比喻。沒有光，沒有視覺，無法看見。陷入瘋狂的時候她無法像正常人一樣使用正常的語言，對比後來她回到現實之後周圍的人的說法：「她說話了。」表示她恢復理智，代表語言作為一種秩序和社會化的工具。這是語言的一層意義。但將故事用語言訴說出來，又是另一個層次。

這段故事包含的不只有創傷，還有她私密的愛情，是極度個人化的經驗。當她用言語把故事說出來，故事就隨著言語的表達限制被定型，被轉化，以不完美、未窮盡的方式存在於世界上。這直接呼應本片的主題，真實的不可訴說性。因此，使用言語訴說，是對經驗、甚至於活在自己回憶裡的愛人的第一層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