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挫的中國女權運動如何催生新一代的革命者?「白紙運動」又開啟何種可能性?

受挫的中國女權運動如何催生新一代的革命者?「白紙運動」又開啟何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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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白紙運動」讓我從消沉中驚起,至今我還在體會從中學習到了什麼。首先我重新意識到那個最基本的事實:社會永遠不會死亡,沒有人是百分百的服從者,人們永遠都在尋求反抗。每個人都心懷恐懼,被以往的鎮壓所教訓,這並不可恥。然而人們心中仍有不會被威權穿透的領地,即使他們表面上服從沉默,隨波逐流。

文:呂頻

「白紙運動」像一道閃電,撕裂至暗,是多麼驚人尖鋭,而又短暫和脆弱。我感恩被它照耀,慚愧於自己不是它的一員,沒有為它付出代價。因此我才有了奢侈,從運動的風潮期到報復性的鎮壓仍在擴大之時,一直在孤僻中思忖,想把握運動所打開的社會變化的不確定性。把他人的投身和受難當作搭建或解開謎題的素材是冷酷的,我原諒自己是因為我有所心繫,而這種追尋將導向我也更新自己的政治性決定。我想辯論的是以下問題:「白紙運動」與中國女權運動的聯繫,它如何標識女權運動的一個重要的階段性,以及在「白紙運動」後時代中女權運動的可能性。

女權運動在其失去勢能之時,卻催生出了新一代的革命者

沒有人能拼出白紙運動的全貌,因為大多數參與者隱藏和面目不清,即使認識其中一些人,他們能分享的也只是片段的見證。在運動可靠和充分地被參與者首要定義之前,其他人對運動做出全稱判斷是僭越的。當然,有種種跡象——包括眾所周知的在北京被捕的那些女生的事蹟,提示女性在其中的突出的比例和領導力,以及她們與女權主義的聯繫。總之,不標籤這個運動,有價值的是討論女性的身份和女權主義怎麼促使一些人站到這個運動的前沿。

今天中國性別問題的主要矛盾在於女性——包括各年齡段和階級——比任何時候都更強大、獨立和有自尊,而國家和社會仍然固執地想讓她們停留在從屬的位置上,拒絕為她們的勞動貢獻支付公平對價。因此女權主義才有了土壤,並且代表女性站在衝突的前沿。女性和女權主義的成長與經濟發展同步,現代化對「高素質」女性勞動力的需求的另一面是製造了父權制的新一代反抗者。

女權主義的資源和空間一直都很有限,直到網路帶起大眾化。這不僅指藉助網路能觸及到廣泛的人群,令理念普及,還指網路讓女權主義與中國女性的日常生活接軌,展開一個顛覆性別不平等正常化的大型話語工程,為種種無以名狀的女性困境,發展了過於犀利的批判性解釋和反抗策略合集,讓許多人從中找到自己。網路也製造了許多激烈而影響廣大的辯題,讓女性在一次次激越的為性別而戰中強化認同。

短短十年中,或許數以百萬計的女性認同了女權主義,構建了超越現實桎梏的擴展性的社群,更有力地與父權制作她們個人的搏鬥。儘管也存在粉紅女權和商業女權的維度,但中國女權者公認的畫像基調是日常憤怒不平,這在如此威權加劇的時代是非常特殊的。主要由於被這些女性的戰鬥力所震撼,社會已經被迫承認女權問題很重要,儘管它所做出的迴應往往是反動的。

在2015年以後,行動主義——致力於促進社會改變的女權取向,尤其是有組織有策略的——持續被犯罪化。2015年3月的「女權五姐妹」事件只是一個信號,此後犯罪化的主要表現不是刑事打擊,而是對組織者和活動的持續騷擾、威脅和阻止。配合的是針對「尋釁滋事」和「境外NGO」的法律,將女權組織化的資源和策略打入非法。另一方面,行動主義的論述在女權社群中也越來越被降權重,競爭不過那些更能操作情緒的博主。根源上是因為,威權不斷規訓了女權主義的邊界,讓人們意識到憤怒也有合法或不合法的形態,也引流了她們消耗憤怒的渠道。

在2018到2020年,行動主義者已經無力設置女權議程,但仍然能通過她們對輿論的把握和職業化操作,從地下策動地上,將一些已經浮現的焦點關切轉化成有規模的動員和倡導。2020年12月,弦子訴朱軍性騷擾案一審開庭招致數百人庭外聚集,這是一樁驚人盛事,昭告女權和「米兔」(#MeToo)的動員力。在這年代,敢於站出來、身體在場的人是如此罕見,而給她們做行動練習的機會也很少,這些人就是下一次最可能會出現的人。不過,這一年有最多流量的是在年底達到頂點的「性別對立」現象,它顯示網路女權的主流被與反女權男性網友的罵戰所牽扯,看似激亢的對峙背後,是默認國家責任——「房間裡的大象」的不可言説和對行動改變路徑的失望。

中國的當代女權運動其實一直守在一個不去觸碰政治——政權合法性的界限內。它的起源是一群有正義感的體制內學者關心在改革開放中被剝奪的底層女性,希望通過協商而非施壓的方式來促進法律資源對女性的釋放,及執法者態度與行為的改變。

當學者重新回到體制,運動被NGO——一個如今已經在中國近乎消失的行業——短暫接管和轉向面對大眾的策略性動員,然後在大眾化時代成為青年城市女性寄託怨憤的載體。在這個過程裡,運動確實選擇性地增強了對體制的批判和挑戰,但始終主張的是女性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路徑則是在承認國家權力的前提下以法治為槓桿的性別平等改變。運動從未放棄協商,儘管為了開啓協商而不得不施壓。當然運動中的人有個人的觀點,然而這不意味著他們能將其注入到運動當中。

既然絕大多數參與者是帶著想消除身邊性別不平等的感性願望而來,而絕非政治反對,這就決定了運動中溝通的主流。但更深層的其實是,人們共識了合法性邊界內的活動,期望通過盡用有限空間而爭取女性權利,當然前提是仍有空間。在意識到國家對性別平等的承諾並不可追究之後,女權主義者仍然堅持留在政治的中間地帶,因為她們認為這能最大化她們的運動並更符合女性的當前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