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挫的中國女權運動如何催生新一代的革命者？「白紙運動」又開啟何種可能性？

問題在於法治討論和改革的空間不斷被關閉，民意也日益失去撬動改變的功能。例子之一是2021年年初民法典推出設置「離婚冷靜期」，罔顧女性網友對離婚自由和家庭暴力問題的強烈擔憂，立法者巋然不動，聲稱「不必過度解讀、應正確看待」云云。在中間地帶被縮減的大趨勢下，女權主義者逐漸失去政治安全區，更進一步暴露在有組織的政治污名運動中，被諡為「敵對勢力」、「網路毒瘤」等等。

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許多其他運動都被鎮壓，不再具有大眾能見度，包括人權律師和勞工運動。而女權運動中為刑事迫害所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運動的規模甚至還一直在逆勢擴大，儘管一定要首先歸因於無數女權主義者的忠誠勇敢智慧，但終究還是因為運動沒有失去正當性。

就運動的成果而言，它確實極大地改變了無數參與者自身，它也強有力地衝撞了社會，並且改變了和女性權利有關的公共討論的版圖。然而，事實證明，它沒有能力改變國家，或者更細緻地説，如果將國家的改變區分為實質、程序和結構三個維度，實質性的改變有——考慮到一些個案的解決和一些局部的法律和政策的改變，而程序和結構的改變則基本沒有，而且還越來越不可能，隨著運動本身被剝奪正當性和被反向運動所耗竭，更是因為這個國家的大勢。

2021-2022年女權運動進入一個特別艱難的階段。2021年4月，因一起偶然事件引發的對女權主義者的大規模網暴，對處在風暴中心的少數女權行動主義者來説，後果遠不僅是失去了網路帳號，而是她們被迫沉寂離開運動前沿。大眾所不知的是，警察深入介入了這一事件，並且沿著網路暴力指引的線索，部署了嚴厲而漫長的監控。事件還在女權主義者當中製造了廣泛的恐懼，導致社群活動進一步縮減、保密和相互孤立。今天如果一個人沒有機會進入深層的女權社群，在公開網路上已經很難找到女權社群活動的訊息了。

2022年1月徐州「鐵鏈女」震驚了整個中國，然而從女權的角度看，這一事件是巨大的挫敗——真相始終未明，「鐵鏈女」被變相囚禁，除了幾個小人物被示眾性地懲罰之外，性別暴力的系統性不受追究。烏衣的被捕令女權社群創痛，所釋放出的訊息是：沒有組織化背景和經歷的個人行動者如今也被刑事迫害。以及，警察的騷擾和威脅擴展到許多「普通」的女權主義者，因為她們試圖發起小小的抗議，甚至只因為發朋友圈。當有經驗的組織者退出之後，「普通」的女權主義者承擔起責任而又遭遇清除，我甚至悲觀地認為，類似「鐵鏈女」事件的最大的效應是將被激發的抗爭者一重重暴露在威權面前，而最終實際加強了統治的穩定。

2022年8月，弦子訴朱軍性騷擾案二審開庭，距2020年12月一審開庭只有一年半，數百人聚集法院門前的盛況不再，不是因為人們不想去支持弦子，而是沒辦法組織也很少有人能到場。弦子案的最終敗訴是又一味苦澀，象徵著「米兔」運動最終還是敲不開法治的大門。在過去幾年裡，像弦子這樣的當事人，她們將抗爭經歷貢獻出來，代替被迫低調的活動家而成為運動的樞紐，然而她們也因敗訴、網暴、禁言……而節節淡出了。

在這一年，我作為組織者的業務前所未有地寡淡，而且我也幾乎停止了對運動的公開討論，一種黑暗的感覺縈繞不去，不知道女權運動還能往何處去，雖然它仍擁有那麼廣大的社群，卻不再有機會和可行的路徑。當「二十大」即將召開，我覺得噁心……

另一方面，很快就證明至關重要的是，女權在這一年的挫敗促成了許多人的終極覺醒。其實在技術上，也和短影片的直觀衝擊性有關，徐州「鐵鏈女」和唐山打人事件創造令萬千女性一起經歷了「道德衝擊」的時刻。所謂「道德衝擊」，指人恍然意識到自己被不公正對待而重新認知世界。女性被遠程喚起的不止是同情義憤，而是性別命運深處的恐懼和絕望：我也將和她們一樣被如此殘酷對待，而國家原來不會保護我。這些人意識到了與所生所愛的國家之間並無契約；或者説，在內心深處，她們的自我認知走向和宰制性的意識形態的決裂。

人們記述了她們在這個過程中的自我掙扎甚至危機，因為在宰制之外，渺小的個人極難找到立足點。就這種狀態而言，「政治抑鬱」其實只是一個可説出來的詞彙。從這種狀態而走向「白紙運動」的人，只能是少數中的少數，她們昇華了在女權運動中積累的憤怒，並且完成了足夠程度的自我政治化。回顧以上歷史，最令人感慨的是，女權運動在其失去勢能之時卻催生出了新一代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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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運動」何以成為可能，以及它所開啓的可能性

「白紙運動」讓我從消沉中驚起，至今我還在體會從中學習到了什麼。首先我重新意識到那個最基本的事實：社會永遠不會死亡，沒有人是百分百的服從者，人們永遠都在尋求反抗。每個人都心懷恐懼，被以往的鎮壓所教訓，這並不可恥。然而人們心中仍有不會被威權穿透的領地，即使他們表面上服從沉默，隨波逐流。這當然和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是這個政權的持份者及被其綁架有關係，中國中產階級的困難就在於依賴體制所分配的資源，而家庭將維穩延伸滲透到無可逃的私人領域。

不過體制的捆綁是有差序的，而且不以單一標準。那些受過高等教育，在大城市獨立生活工作，不在體制內就業，不像草根階級那樣為基本生計所困，又沒有「軟肋」的「最後一代」，是最自由的原子。原子尋求他們的棲居，人們不斷退守，當那些更具有公共性的活動被太多叫停，政府又開始監控小規模的讀書會、放映會……於是更進一步，私人的聚會，另類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就成了政治化的載體，而這些載體更隱蔽，不容易被穿透。當然這不能一概而論，我的意思是，這個社會將永遠有相對自由的原子和他們的組合及其迭代，而這就意味著國家永遠無法安於它的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