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島讀》：戰後台灣出版業面臨白色恐怖，但翻印大陸圖書的腳步仍未停止

文：楊佳嫻

二〇一四年，一條出版界消息引發許多愛書人唏噓。屹立台北市「書街」重慶南路與漢口街交會處六十餘年的台灣商務印書館，將正式遷出四層高的「雲五大樓」，原址預備挪為旅館用途。「雲五大樓」取名自台灣商務印書館前董事長王雲五，原為三層木造房屋，一九六八年改建為四層鋼筋混凝土建築。這棟建築雖然不高，卻一直被視為台北「書街」的象徵，好幾個世代愛書人記憶中不可或缺的圖景。

除了台灣商務印書館，另有北京商務、香港商務，源頭都是出自一八九七年在上海創立的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國共局勢使然，兩岸三地的商務印書館目前是各自獨立經營，互不相屬。

一九四七年，福州分館副經理葉有楳來台先設置「現批處」，同年又指派趙叔誠擔任台灣分館經理，並選定館址，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正式開幕。國府遷台後，一九五〇年在台分局正式定名「台灣商務印書館」，獨立運作。

兩岸的分裂與變化，對於當時全中國最蓬勃的上海出版業影響極大，在時代浪尖上必須轉型、獨立的，不只商務印書館。

上海重要出版社遷台

二十世紀前半葉，由於位居沿海、擁有富庶江南地區作為後盾，加上開埠與租界帶來的相對自由和外來刺激，上海是全中國文化活動最興盛、出版商業規模最大的城市，且孕育了中國近現代最重要的幾家出版社，也成為一九〇五年科舉廢除以後，文人們新興的謀生與寄身之處。

這些出版社與文學圈、教育事業、傳播媒體等息息相關，對教育革新、外語學習、白話普及、現代文學的發展、民族共同體的打造、現代性工程的推進，起了莫大作用。其中，成立最早、影響最廣的，即為商務印書館，全盛時期其出版量竟達全中國的百分之四十八。

較晚成立、亦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店，並稱民國四大出版社，其實也都與商務印書館關係密切。商務原出版部主任陸費逵和幾位員工於一九一二年成立了中華書局，原中華書局副經理沈知方於一九一七年成立了世界書局。至一九二六年，原任商務印書館《婦女雜誌》主編的章錫琛離職後，成立了開明書店。

二戰終了，日本結束其殖民版圖，台灣進入「中華民國」版圖，上海的大出版社紛紛來台擴展業務。「光復」之後，國族語言從日語變成「國語」，教育用書需求孔急，這些出版社來台也與教科書事業有關。

中華書局一九四五年在台成立特約所，一九四九年正式遷台，世界書局一九四九年遷台，開明書店一九四六年來台設立分店。還有創設於一九三二年的上海春明書局、世界書局沈知方之子沈志明於一九三六年創設的上海啟明書局，也遷到了台灣。尚有發源自南京、由國民黨大老陳立夫創立的正中書局，一九四九年隨國府遷台。

在上海本有商號，來台開設分號，之後通常是根據行政院頒布的「淪陷區工商企業總機構在台灣原設分支機構管理辦法」來申辦轉為獨立商號。

不過，在國府遷台之前，上海的重要出版社販運圖書來台販售，未必真能深入到台灣讀者生活中，與當時的通貨膨脹、匯率不理想、書業尚未形成規範有關。

根據研究，兩岸法幣與台幣的匯率上未必合理且對台幣較為不利，加上書籍售價可以任意提高，致使大陸圖書在台售價昂貴，加上一九四六年以降，台灣物價飛漲，米荒嚴重，失業率上升，社會大環境轉為惡劣，均影響到台灣人對於大陸圖書的消費。

舊書重出彌補空白

遠流出版社創辦人王榮文曾指出，一九五〇年代出版品的圖書產銷，重要組成之一即「商務、正中、開明、啟明等大陸知名出版社遷台，以大陸時代編印的書，供應台灣社會的需要」，當時的廣告管道不多，「在《中央日報》做新書預約廣告（商務、正中、中華）就是最積極的出版家了」。水牛出版社負責人彭誠晃也回憶，一九六六年創業時，真正在戰後成立的出版社不多，大多仍是大陸過來的老字號。

這些原本以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為基地的出版社，遷台並獨力經營後，先以舊書重出為主要經營策略。當局以語言為統治之筏，為盡快普及國語，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宣告報章雜誌與中小學禁用日語；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省政府電告，全日文書刊中只要涉及宣揚日本、詆毀祖國，即禁止出版。

但是，什麼樣的敘述叫做宣揚或詆毀，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模糊空間，政府認定有問題就可以干預，自然限縮了台灣人在公共層面上的日語閱讀與使用。

於是，習用日語的本地寫作者難獲出版機會，而外省來台族群的創作也還在萌芽試探之中，既然還無法開發新的作者群，則對這些老出版社來說，順應在台灣的國族認同重整機會，重版不忤觸當局的舊出版品、或修訂後重新出版，就成為相對省事、安全的選擇，甚至還可能使得出版市場上一度看起來頗為活絡，「營造了一番『自由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之氣象」。

以商務印書館為例，在台初期經營，所售圖書均由上海運抵，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本館即停止對台發貨。台灣分館獨立經營後，存貨不足，遂挑選適合當前需求的若干出版物在台印發，如「新小學文庫」、「新中學文庫」、字典以及國學相關書籍等。前面提到的如春明書局、啟明書局，來台後也翻印自家在上海的出版物。

還有一種情況，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大陸譯本，尤其是譯者並未在二戰後來台的，譯作可能會被安上各式各樣的譯者名字，便於躲避查禁、翻印銷售；這並不侷限於具有承續關係的出版社（如上海啟明和台灣啟明），在兩岸隔絕、白色恐怖以及版權法規尚未完善之下，對早年出版品的擅印擅改，也成為台灣出版史的特色（怪狀）之一。

白色恐怖外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