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建構的「有土斯有財」：為什麼世代變遷，年輕人觀念卻仍舊不變？

文： 洛書｜廖庭輝（OURs都市改革組織研究員、《無住之島》作者）

在有居住政策法規的國家中，Housing是法律扶助工作的一個重點，然而相對而言，我國（台灣）並沒有完善體系的房屋政策、法令法規，甚至對於居住權的觀念都不怎麼普遍被大眾所認識接受，在這種「住得好不好是自己本事」的觀念下，貧無立錐之地，誠然是不可承受之重。

為此〈法扶報報〉鄭重推出「居住正義」主題專欄，邀請OURs 都市改革組織研究員，同時也是《無住之島》乙書的作者，筆名洛書的廖庭輝先生，以專欄方式來帶給大家有關居住權跟相關居住政策評點、國外居住權益保障措施的介紹，因為原先已有類似的居住權相關邀稿，為了有所區隔，專欄名稱採用唐代詩人杜甫的詩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取名「秋風軒筆記」，希望颯爽秋風可以為大家帶來多一些刺激跟想法。

台灣的居住困境已是長期沉痾。無論是購屋市場高不可攀的房價，或是租屋市場地下化且不穩定的環境，都無法充分保障人民「安穩居住」的權利。

而每當提及制度改革時，輿論的焦點也多集中在「高房價」議題上，理由大多是「台灣人普遍抱持有土斯有財的觀念，談論租屋並無意義」。但當矛頭真的指向高房價時，又會有人說「台灣人普遍抱持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人人都想買房，房產自有率又高，不可能改變」。

甚至連推動社會住宅時，都有人主張「只租不賣的東西不須蓋太多，台灣人有土斯有財，終究渴望買房」。

在其他領域與議題當中，我們都可以觀察到世代之間的觀念往往差異甚大，更不用說橫跨兩個、三個世代之間的觀念鴻溝。但「有土斯有財」卻彷彿刻在台灣人的基因當中，不僅代代相傳，而且在任何討論居住議題的過程中都被反覆談起。

但果真如此嗎？筆者認為「有土斯有財」或有其文化因素，但真正成為台灣人的普遍認知，是源於台灣的都市化進程與住宅政策制度的發展缺失，而直至今日，這些尚有許多未能解決，又進一步使得每一代年輕人（被迫）接受「有土斯有財」的概念。

戰後台灣的「房地產政策」與經驗建構

五〇年代初期國府甫遷台時，政府的統治思維仍以反攻大陸為主軸，根本無力也無意處理住宅問題，只能僅採放任的態度讓人民自行透過違建等「非正式住居」（informal settlement）解決住宅需求。

時序到了六〇年代，台灣出現了國泰、華美等民間建商，並逐漸崛起並成為住宅供應主力。但隨著戰後嬰兒潮的湧現，住宅存量依然嚴重不足，1957至1968年，台灣住宅存量增加了27萬5000戶，但人口卻增加了396萬，住宅供給遠遠趕不上都市化、人口增長的速度，造成房價飆升。

在1966年時，台北市的新建公寓每坪價格為3700元，到了1968年上漲至7560元，短短兩年內飆升超過兩倍。到了1976年，台北市新屋平均每坪房價已達2萬8100元，直至1989年無殼蝸牛運動爆發的前夕，房價更是翻了十倍，達到28萬4500元。

在上述的發展過程中，有能力於市場上取得住宅的群體，不僅居住安穩有保障，資產價值也迅速飆漲；而只能透過違建安居者，早年被拆遷的居民「運氣」相對好，還可以住進政府興建的安置住宅，較晚遭拆遷的居民則僅能領取拆遷補償，甚至被政府提告「不當得利」。

因此，「有土斯有財」其實是民眾長久以來的「真實生活經驗」。無論房價的上漲是來自於都市化與人口增長，亦或是游資湧入、房地產金融化加劇，都不影響民眾對於房價節節攀升的認知，自然會信奉並加強「有土斯有財」的認知。

或許我們可以做一個假設，來看看「有土斯有財」觀念被建構的過程：在1985年時，兩個收入與消費相仿的家庭，其中一個家庭努力看財報看趨勢，謹慎進行投資；而另一個家庭則是賺到錢就隨意置產買房。近四十年後的今天，這兩個家庭哪個會更富有？答案應該再明顯也不過了。

除了早年政府客觀資源的限制外，在政策面上也甚至可以說沒有住宅政策，政府長期只有鼓勵大家買房的「房地產政策」。那麼房地產飆漲與隨之而來的「有土斯有財」觀念，自然也就順勢而生。

為什麼世代變遷，觀念卻仍舊不變？

當建構某個觀念的物質與制度基礎仍然存在（並佔據主導地位）時，觀念就會跨世代地繼承與傳播。因此，與其叩問為何年輕世代仍然相信有土斯有財，不如反過來問：「這個社會是否進行了足夠的制度改革，並讓原有觀念不再適用於當代社會」。

我們可以透過兩個指標來回應這個問題。首先，如果不買房在目前是否能取得足夠穩定且可負擔的居住選項；其次，房產價值是否仍持續上漲，能否再重現或複製過去房價飆漲時期的大量財富增值。

令人遺憾地，第一個指標的答案是「無法」。台灣長年將「房產自有率」視為政府施政的KPI，在2021年政府對經社文公約審查問題回應時，甚至表示國內住宅數量（約902萬宅）比家戶數量（836萬戶）更多，住宅自有率約84.7%，住宅市場持續呈現「穩定、適足的狀態」。

政府長期關注的是「看房不看人」的住宅自有率，對於租屋等其餘居住選項嚴重漠視。甚至產生世界少見的嚴重「租屋黑市」現象，台灣至少七至九成的房東為了逃漏稅而隱瞞租屋事實，進一步導致政府幾乎無法掌握租屋的任何資訊，舉凡價格、租屋市場規模等數據均不明朗（註1）。

而這種不明朗與逃漏稅的狀況，又進一步使得政府的施政無從下手，乃至於事倍功半。如疫情期間各國租金皆有飆漲，當地政府的常見措施是透過減免房東稅賦以換取其不調漲租金，但台灣便沒有實施這類租金管制的條件。

政府想透過租金補貼為租客減賦，卻因為房東擔心租屋事實曝光，不許房客申請補助，造成原計50萬戶的租金補貼額度僅發放約27萬餘戶。

第二個指標的答案則是「仍然持續上漲」。綜觀台灣房市走勢，雖有一時的盤整或回落，但整體而言房價仍然持續上升，甚至與薪資脫鉤越來越嚴重。

在1989年無殼蝸牛運動抗議高房價時，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註2），也就是俗稱「不吃不喝多少年能夠買房」的數字為8.58。而最新的2022年Q3數據中，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已高達16.2，新北市為12.96，全國平均為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