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社畜,也要當不吃虧的那一個》:只有在勞工不怕辭職的時候,健康的社會樣貌才有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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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磪慧仁是韓國專業勞務士,從事職場糾紛諮商多年,她透過本書向身心疲憊的上班族們傳達安慰和專業知識,犀利地從各個角度審視把勞工變成不敢出聲的膽小鬼的社會,幫助讀者釐清「合理的要求是工作,不合理的要求是霸凌」的界線,瞭解在勞務場合「撞鬼」時的求助步驟和救濟管道,維護自己的勞權!
文:磪慧仁(최혜인)
失業補助
「常常加班,卻從來沒拿到加班費,所以才想辭職,但這樣能拿到失業補助嗎?」
「因為生病而請特休,結果公司卻找到了代替我的人,這樣辭職的話可以獲得失業補助嗎?」
雖然目前為止還沒有按照類型統計過勞工諮詢的數量,但大致上看來,關於失業補助的諮詢最多,因為如果不是下定決心留在公司解決問題的話,就只剩下辭職一途了。但接受愈多這類型的諮詢,就愈感覺到大家所處的根本就不是個普通的世界,勞工們幾乎都是在公司經歷各種事情之後,在各種原因之下不得不選擇辭職。
雖然一般人都是依靠公司的薪水維生,但是當勞工認為不再忍受在公司受到的壓力比維持生計更有價值時,他們才選擇辭職來擺脫這種沉重的壓力,但還沒來得及鬆一口氣,勞工們卻已經必須開始思考如何維持日後的生活了。勞工就是這樣,因為公司已經讓人待不下去而選擇辭職,但卻又要趕快再找到下一間公司,鑽進新的束縛中掙扎著生活。
而這個時候,失業補助就產生了能夠調節速度的潤滑油作用,例如在準備跳槽或學習新東西的期間,可以利用失業補助來維持生計以爭取時間。在終身職場神話已經不再的韓國社會,如果不是大企業、國營企業、公務員或是專門技術職業,那麼跳槽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現在有很多人都想瞭解失業補助,並且申請失業補助的人之後還會繼續增加。
實際上在韓國,我們熟知的「失業補助」,它的正確名稱叫做「求職補助」。從求職補助這個名稱中也可以看出,這個補助是給為了尋找新工作而積極進行求職活動的人,而不是那些無緣無故就離職的人。例如,生病之後無法繼續工作、在公司遭受暴力、因公司經營方針等原因被勸說辭職等不得已辭職的情況下,才能獲得求職補助。辭職誰都會先想到失業補助,但申請的門檻實在太高了。
看是要承受壓力,還是要面對生計問題,在兩者中必須選擇一個的困難狀況面前,勞工面臨的世界就像個封閉的空間。韓國社會在給「個人」的機會上很吝嗇,求職補助制度本身也被設計得非常不人性化。在工作中受傷,即使想暫時休息一下讓自己恢復,只要一提交辭呈辭職,就不能領取求職補助了。只有在與個人的自由意志無關,無可奈何被辭退的情況下才能得到求職補助。
雖然要進公司或辭職離開是自由的,但因為沒有保證辭職後的這段時間能獲得社會保障,因此造成了「公司內是戰場,公司外是地獄」這種情況的延續,也使得勞工對於在公司經歷的不公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一面消除自己所受傷痛的同時,也戰戰兢兢地擔心會失去工作。
只有在勞工不怕辭職的時候,健康的社會樣貌才有可能實現。就像談戀愛的時候,若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對方身上就會產生矛盾一樣,公司和勞工也必須是互相需要才能維持健康的關係,如果公司對自己不好,那麼就應該果斷地離開公司。
社會福利制度的代表性國家瑞典是勞動和資本共存的美麗國家。在此之前,瑞典把透過勞動來獲得安定或擁有基本的社會安全網作為首要課題,隨著工會運動和社會福利國家運動興起,讓工會成長,而這個福利國家也變得年輕化。正因如此,瑞典人並不害怕「解僱」和「辭職」,因為失業保險制度完善,即使失去工作,也不會立即影響到生活。
瑞典不僅失業補助的領取期限長,收入替代率也達到百分之八十。此外,瑞典也與韓國一樣,不論辭職理由而對所有失去工作的勞工提供失業補助。因此,像遇見職場霸凌等非常規的問題時,勞工不需要擔心生計問題,可以選擇保護自己而離開公司。
雖然現在對於社會福利國家仍然有很多爭議,但我一想到這種社會福利國家,就會想到「自信」,辭職也沒關係、沒有成長也沒關係、沒有成就也沒關係的這種自信即源於支撐真實自己的社會環境。在所有人都以快速的節奏競爭並生存的韓國社會,就算只是暫時停下來,也會帶給人挫敗感,但總是必須不斷向前走的這種生活,令人疲憊。
生活裡當然有時會稍微落後,也可能停滯在某個地方一段時間,就算透過個人的努力,能夠控制的只有方向而已,而且這個唯一能控制的因素,還會受到無法控制的諸多變數影響。但我們仍然總是把精力都放在讓自己快速前進上,因為我們懷抱著的恐懼比自信還要更強烈。
通常被父母嚴厲訓斥的孩子,長大之後很有可能成為先自我設限的人;相反地,若常受到寬容父母稱讚而成長的孩子,則有可能長成認為世上所有事都值得嘗試的視野開闊的人。在這裡若把父母和孩子的關係轉換成社會和我們的關係,也就是在機會渺茫的社會裡,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能獲得機會,人們因此會像膽小鬼一樣畏縮。
但若是在一個想像得到就算自己摔倒,也會有人給予支持的社會裡,就可以學會大膽思考。即使現在馬上辭掉工作,也可以去摸索新的道路,夢想著更加幸福且豐富多彩的生活,而諮詢能否得到失業補助的人也會覺得能夠擺脫折磨自己的公司,並想像著安全又幸福的下一步。
在一個會讓人成為膽小鬼的社會裡,我們為了生存,會在不正義的事面前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雖然雙方互相指責對方是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氾濫,但其實大部分都只是為了不要跌入深淵而採取的防禦機制。儘管這不是能夠責怪任何人的問題,但卻會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當性而尖銳地指責他人。這種不安全的社會,只會助長彼此之間的鬥爭,如果存在不責備也不追究、能夠保護自己的社會安全網,那麼職場生活就不會如此無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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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